小平改革思维之我见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举国上下正在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虽然改革开放已逾35年，邓小平逝世也已17年，但这位世纪伟人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及改革思维至今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依然蕴含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大胆”和“求实”，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两个特点。反映到施政上，邓小平生前说得最多的两个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便是他的改革思想之立足点。用官方话语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当中国百年现代史走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留给邓小平的是一个经济社会濒临崩溃、各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总爆发的危险的烂摊子。更为棘手的是，邓小平还继承了一个被极左路线的条条框框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思想和舆论环境。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邓小平凭借着其超凡的勇气和智慧，将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命运从危机的悬崖边上挽救回来，并一路走上高歌猛进的正确发展道路。

    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改革之中，邓小平也作了不少妥协。但35年后回头再看，令我们印象深刻不是他所作的让步，而是他在改革中突破保守思维的勇气和智慧。这就是邓小平的“大胆”，或者说“解放思想”的一面。  

    然而，邓小平的“大胆”和“解放思想”绝非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凭空想象，他所有看似冒险的突破，无不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脚踏实地的了解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基础上。这就是邓小平“求实”或“实事求是”的一面。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从书本知识或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关在办公室里“设计”出一套看似完美无瑕的政策方案。邓小平推行的所有改革，几乎全都是民间局部实践探索取得成功的经验经过总结和提高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的全面铺开。因此，这些改革举措必然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切实的可操作性。而邓小平的“大胆”和“解放思想”体现在：只要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些突破创新是有益的、可行的，他就会全力推动国家制度、法规、政治的调整，以便为它们开道、护航，哪怕这种调整需要牵涉到再多的关系、冒再大的风险。  

    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在其生前“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出在国内问题上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在台港澳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可能变；在国际问题上，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即便身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专门就“何为改革”下过一个理论化、系统性的定义。但从他大量的言论和实践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梳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准确的改革概念的。概括地说，邓小平发起的这场伟大改革，就是要全面改变来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变一切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老百姓自由地追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纵向的“放权”与横向的“分权”就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制度调整。时至今日，简政放权依然是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虽然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这绝不意味着这场伟大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是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构思好、下发给全国人民去执行的。事实上，这位“总设计师”几乎没有凭空“设计”过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举措。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设计-执行-反馈”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试验-总结-推广”的能动过程。邓小平曾说，“中国改革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这充分表露了他自己内心中对这场改革的性质的清醒认识：改革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渺小行动主体分散地在各自的局部发挥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探索和试错过程。  

    我认为，“底层探索”与“非整体规划”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两个标志性特征。的确，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更明确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协调”，但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民间，改革不是依据理论的凭空想像，而是结合现实不断探索和实践的结果。  

    改革开放35年以后，当我们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时，许多人都热切地盼望一场新的改革开放的到来。那么，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35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时最先做的是什么？是解放思想！

    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同样，没有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就难有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些后来人，应该继承他突破一切框框的勇气和智慧。当年为了鼓励各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呼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胆试、大胆闯”“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

    而最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却仿佛犹在耳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