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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斌回家了。
被捕时，儿子智轩才4岁，再见面，已是一个12岁的少年。8年里，念斌历经4次死刑，终于在8月22日这天，等来了“无罪”判决。而智轩却一直天真地认为，爸爸这些年只是在国外打工，因为不是合法手续出去的，所以不能给他打电话，只能偶尔寄回礼物。
智轩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为了让他相信，这么多年，他收到的礼物、光盘、信件，都是爸爸的律师张燕生和妈妈、姑姑等，想尽办法“乔装打扮”，再从国外、从北京寄到他手中。
而这次，智轩终于等到爸爸回家了。
越来越坚信念斌无辜 却一次次被死刑打击
2008年2月的一天，张燕生接到念斌的姐姐念建兰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念建兰焦急万分。“那是念斌第一次被宣告死刑。”张燕生说。
拿到判决书，张燕生发现了疑点。“当时是在水壶里投毒，却没有水壶的检验报告，而只有水的检验报告。”张燕生觉得十分蹊跷。直觉告诉张燕生，水壶里可能没有查出有毒物质。
于是，张燕生决定接这个案子。2月中下旬，她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了念斌。
“说真的，他的表情很麻木，很悲观、很失望，对律师也没有表现出太多期望。”张燕生说，那时候的念斌，还很年轻，不像现在这么沧桑，是个很帅的小伙子。
“他一直在说，把我老婆照片拿来，把我儿子照片拿来，我要看我儿子的照片。”张燕生说，被判死刑的念斌，认为自己要跟亲人诀别了，整个人都透着绝望的气息。
“但是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坚决否认，说自己是被打了。”
随着对案情了解更加深入，张燕生越来越坚信，念斌没有下毒。“发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发现货架上面那个土没毒。”张燕生说，一开始，他们也怀疑，现场没有发现毒物，是不是被念斌清洗了。但开庭前，他们发现，货架根本没有清扫，所有现场货架上的土，都被公安机关扫走了，而其中竟然没有发现毒物。
“这时，我们就开始觉得，可能这个案件，念斌说的都是真的。”张燕生说，此后的过程中，每发现一个事实，也都再印证一次，念斌说的都是真话。
张燕生告诉记者，接手此案后的第一次开庭，“法庭效果非常好，法官听得也很认真”。张燕生说，她能看出来，法官也有很多疑问，而念斌回答的也非常真实。也因此，庭审结束后，大家特别激动，几乎都是唱着歌回来的。
“一路都在享受和感受着开庭的场景，非常开心。”张燕生说，已经很晚了，念建兰都睡不着觉，几个人就一起去了广场。
“当时看见有卖许愿灯的，我们说，给念斌许个愿吧。”于是，每个人都写下了祝愿，希望念斌早日平反昭雪。
后来，案子果然就发回重审了。但张燕生没有想到，等来的，却还是死刑的结果。
张燕生说，在宣判的时候，念建兰给她打电话，就像疯了一样。“我跟她说，你放心，这个案件有这么多的矛盾，铁定不可能判死刑。”张燕生说，哪怕疑罪从轻，改为死缓，都不可能判死刑。
案件很快就上诉了。这一审，张燕生说，他们又发现了大量问题。“每一审都有突破，这个案件，说真的，不是一次挖干净的，每一次我们都在挖掘。”
但这一审，念斌依旧被判死刑。
数次死刑的结果，对张燕生和念家的打击都太大了。但张燕生仍然决定坚持到底，她甚至作好了要打一辈子的准备。
“国外”来信，告诉孩子爸爸没有不要他
就在张燕生和念建兰彼此安慰、互相坚持的时候，念斌的儿子智轩却悄悄起了变化。一次一起乘车，张燕生发现，孩子整个人蜷缩在一起，一路上跟谁也不说话。“就像一只卷起来的虫子。”
那时是2010年，智轩已经八九岁了。张燕生说，念建兰发现孩子有心理障碍时，急坏了，问她该怎么办。
张燕生告诉记者，智轩是看着念斌被抓的，虽然只有4岁，但心理的阴影好像一直都在。后来，妈妈骗他说爸爸出国了，但上小学以后，他发现同学的爸爸也出国，还能给家里打电话，但自己爸爸却从来没打来电话，问妈妈为什么，妈妈也说不清楚。
“因此他觉得是他爸不要他了，抛弃了他们母子。”张燕生说。
为了让智轩相信爸爸是真的出国了，以后张燕生每次出国时，就找人模仿念斌的字迹给智轩写信，再从国外寄给他。
“后来再去见念斌的时候，就留了一段录音。”张燕生说，念斌在录音里告诉儿子，爸爸在国外，要听妈妈的话。“念斌一提到儿子，当时就哭了。”
他们后来把这段话剪辑出来刻成光盘，放在一盒月饼里，一起寄给智轩。
“打开了以后还有光盘，特别高兴，就放到电脑里听。当时一听，他竟然还能记得他爸爸的声音。”张燕生说，从那以后，智轩一直说，爸爸还爱他。他把光盘藏在自己的抽屉里，特别在意，人也一下子变开朗了。
4次死刑后 终于等来“无罪”
终于等到了8月22日这一天。
“9点10分，我接到的电话。”张燕生说，电话打通，念建兰什么话都没说，光是哭。
张燕生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又是死刑？
“我特别害怕她宣判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几次死刑判决，经历这么多次，都是像疯了一样，一边骂一边哭一边喊一边叫，近乎歇斯底里。”
张燕生赶紧问；“到底什么结果，是死刑吗？”
“不是，念斌出来了，当庭释放了。”念建兰说。她是激动地在哭。
因为每一次都承受不了仍是死刑的打击，所以宣判张燕生都没有去。有媒体在采访张燕生时问她为什么没去，她说，“正义到来时，我们也该退场了”。
“因为念斌被判无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奢望。”张燕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认为，证据已经能充分说明问题，但历经这么多次反复，她仍然不能确信，法院是否能宣告念斌无罪。
判决前，她跟律师们讨论，如果真的能宣告无罪，福建高院功德无量。“不要再把功劳放在律师身上，不要说这是一场律师的胜利。我们希望把成就归于法院。”
而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念斌案律师团对外发出的三点声明中。声明里，律师团感谢了很多人，但首先感谢的，是福建高院、最高法院和国家平反冤案的大环境。
张燕生说，很多律师都不能理解，说你们难道是感谢它一次一次给念斌判死刑吗？
“我认为，知耻近乎勇，知错就改也是近乎勇的，现在中国这么多冤案得不到改正，就是因为知错不改。”
每一次司法进步，都将念斌从刀口救下
张燕生曾当了15年法官，后来又做了20年律师。她说，念斌案是她所有案件中最极致的一件。“不断地发现新的证据，不断地挖掘和证明我们的判断被印证。”
张燕生说，念斌的命运，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一直在随着国家的大的司法环境变化。念斌2006年被抓，当确定了自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全部收回最高法院，念斌正好赶上；2010年，念斌刚刚被判处死刑，到最高法院复核时，最高法院又于同年发布相关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等作了要求；在发回重审后，2013年1月1日起实行了新刑诉法，所以2013年开庭时，申请警察、专家证人等全部出庭。
“所以我们也感受到司法的进步。”张燕生说，她认为，念斌案从司法程序上、实体上都是一个标杆，对全国有类似案件的审判都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案件毕竟没有‘真凶再现’，没有‘亡者归来’，这应该是大部分冤案的常态。”
本报记者 李林 实习生 郭美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