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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4年，北京市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进一步放宽。
7月22日，北京市卫计委印发了《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这是北京市2010年下发医师多点执业试行管理办法后，再次对医师执业政策进行规范。
新政的最大亮点在于取消了医师多点执业须经第一执业地点同意的门槛，这意味着想要多点执业的医生们终于不再需要院领导点头。同时，文件中也取消了对执业地点数量上限以及禁止医疗机构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多点执业等规定。
一直被认为不合理的门槛被取消后，许多医生都公开称赞，但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些医生和专家表示“多点执业”政策虽然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并不“解渴”，医生们仍然向往有一天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执业”。
“医师多点执业的步子迈得很小”
2010年，北京市成为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试点城市。当时原北京市卫生局制定了《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即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允许医师在第一执业地点以外的医疗机构，按照所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
但业界认为，这项政策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北京市卫计委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5月，北京市仅有1993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执业范围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认为，当前医师多点执业的步子迈得很小，其中有着行政流程上的障碍。“以前的政策要求医生进行多点执业之前必须得到所在医院院长的批准，而事实上，许多院长担心多点执业会分散本医院骨干医师的精力，因此很少有大医院的院长配合这个政策。”
作为一名北京市三甲医院的妇科医生，严正博（化名）从两年前就开始每周在北京一家民营医院出诊半天，在问及是否征得了所属医院的同意时，严正博摇头表示，“根本不用问，绝对不可能同意。”他说，没敢问的原因是早有同事在医院领导那里吃了“闭门羹”。
对许多医师来说，多点执业似乎只是个美梦，他们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走穴”，每到周末，拖着行李箱，出入于机场、火车站。 与会诊不同，四处“走穴”的医生们是未经所属单位同意的。在北京市医师协会副会长许朔看来，这种做法已经触犯了规定，有很大的风险。
在新规中，北京市卫计委关于多点执业的门槛要求有了重大突破。许朔认为，医师多点执业的门槛降低是一件有利于医患双方的事。医患供需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是我国医疗现状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次，有资格的医院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也可以走到外面出诊，一方面充分调动了优秀的医生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支持多点执业的表率作用。
政策进一步松绑 管理如何加强
多点执业门槛的降低，对民营医院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是利好。刘国恩表示，当前社区医院和民营医院都非常需要优秀医生，只有多点执业进一步推进，这些医院才能拥有优质的医生队伍。
“好消息！”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龚晓明医生在得知北京多点执业政策调整后立刻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多点执业进一步放开，其更大的意义在于盘活民营医院资源，方便老百姓，倒逼公立医院改革。
2011年北京市试行医师多点执业后，北京和睦家医院就公开招募能多点执业的公立医院医生。3年来，近50位医生与和睦家医院成功签约，每位医生的出诊时间平均为每周一天。
在招募医生的过程中，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公立医院不愿意放手，很多医生难以得到院领导的同意，有的医生曾表示希望可以不通过注册直接来我们这里多点执业。”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一些公立医院的院长对如何看待多点执业政策的调整避而不答。
作为一家民营医院院长，盘仲莹表示理解公立医院管理者的担忧，但大可不必担心优秀医师资源会流失。
“多点执业的主体既可以是公立医院的医生，也可以是民营医院的医生，那么民营医院的好医生同样也可以去公立医院执业，让其价值最大化。”盘仲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和睦家的儿科医生中，就有擅长皮肤科和心脏外科治疗的医生去公立医院出诊。
“对于多点执业，医生自身也是有顾忌的，不仅担心在外执业引发医院管理层不满，也担心自己在其他地方出诊是否能吸引患者。”作为多点执业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龚晓明从去年开始在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出诊，在他撰写的关于多点执业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同事们的担忧。
而患者的担忧在于医生的诊疗质量是否会下降。“多数医生抱怨加班多，没时间陪家人……多点执业后，可能加重这一问题。”医生工作关乎患者的生命问题，患者申女士担心多点执业后，医生可能将到挣钱更多的医院执业视为主业。
盘仲莹认为，北京市多点执业的进一步放开会促使一些医生到民营医院执业，但对第二、第三执业地点来说，如何加强对医生的资质审核、管理显得更为重要。
此次政策规定，开展多点执业的医师应当按照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的相关规定，接受各执业地点的定期考核。
对于医生的资质考核和行医权限管理，盘仲莹表示和睦家医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但医生行医地点的多变和不同教育工作背景，使得掌握医生行医过程规范的管理和记录更显得重要。
“我们更需要知道多点执业的医生在其他医院是否有行医不良的记录。”盘仲莹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应该考虑在本市建立信息联网，让每家医院都能掌握医生行医的信息，为其他执业地点提供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医疗改革与医药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王震也建议，卫生行政部门要通过监管加强对医生的管理，如定期考核制度、了解医疗过程信息，将医生的每一个处方都记录在案，通过联网，对医生行医过程进行监管，防止医生失职行为的发生。
“多点执业”能否走向“自由执业”
对此次政策的调整，许朔认为，还有一些现实问题没有触碰。
他表示，目前北京市许多医生都是在跨省多点执业，北京市发布的规定仅允许医师在北京行政区域内开展多点执业，医生跨省执业还是不符合规定，理论上还是违法的，而一旦在外地行医时出现医疗纠纷，要按照哪个地区的多点执业规定来处理，就很棘手。
其次，虽然现在注册多点执业的过程简化了，但因为涉及医生收入透明化问题，许多医生也许还会选择继续“走穴”，规避正规注册后带来的纳税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表示，并不会因为政策的调整而“轻举妄动”。在他看来，虽然政策上还给医生们许多权利，但公立医院医生的晋升发展无一不与当前的体制挂钩，许多医生还是担心医院在背后给自己“穿小鞋”。“归根到底，医生们要的还是能实现自由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降低门槛后，多点执业的成效将会加强，但不能抱太大希望。
在他看来，医师还没有摆脱事业单位身份的束缚，不废除医生的事业单位编制身份，不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优秀医生下沉到社区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分级诊疗体制也无从建立，看病难困境无从缓解。
医生们离“自由执业”究竟还有多远？许多医生表示即便可以“多点执业”但仍不够“解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但从医改进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自由执业”的身影难寻。
对于自由执业能否实现，刘国恩表示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推进的医改工作是在往自由执业的方向发展。
“自由执业实现的阻碍不在于事业编制的存在，而是事业编制本身带来的强大优势和特权，如果事业单位工作的待遇和民企没有很大区别，事业编制便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逐步减少事业编制所附带的特权。”在刘国恩看来，大医院长期以来形成的科研中心、科研平台、技术平台、品牌、退休待遇等优势和特权将医生牢牢绑定在大医院中，一旦医生要走出大医院去自由执业，便会失去在大医院的待遇。
“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让在任何医院工作的医生退休后都有退休金的保障，医生不会因为走出大医院就失去科研立项等机会。如果能够逐步将大医院的特权减少，就会减少医务人员走出大医院的成本，这样，事业编制的有无便不再重要，自由执业就会越来越可行。”刘国恩说。
本报北京8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宁迪 实习生 杜佳凯 胡水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