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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诗人里尔克因病去世，享年51岁。他一生渴望孤独，却又无法忍受孤独。他的一生抛弃了所有爱过的女人，但他死后她们依然爱他、称颂他。没有人可以模仿里尔克的人生，但许多诗人却试图模仿里尔克式的爱情。
“里尔克的传人”们常道：“我看透了爱情，想找个俗人过日子！”——说实话，智勇双全、敢和诗人结婚的女子，也是“稀世珍宝”。因为，为诗人定制的“实惠婚姻”，往往超出常人的认知。
——主持人语
一个诗人应该找位什么样的伴侣呢？这是我们这群俗人对于大家共同的朋友、“里尔克的中国传人”的共同悬念。是应该找一个同样搞文学的吗？这样就可以切磋业务了。还是找一个专业互补的画家，联袂创作点儿诗配画什么的？再或者，干脆找个有钱的女人把他养起来，就像欧洲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所经历过的那样？
但是“里尔克的中国传人”，我所认识的没改行当书商或者开饭馆的诗人之一，他胡撸了一把上世纪80年代诗人式的长发，擦了擦上世纪90年代诗人样的金边眼镜，轻巧地说出了自己在21世纪的择偶标准：
“就喜欢俗的。”
“你说的俗的意思是……”
“劳动妇女，疼人，能干活儿。”
这听起来就像是开玩笑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老兄的审美观可不是从来如此朴素。他也是经历过海誓山盟、焦头烂额乃至于抱头鼠窜的。而他的前妻和前女友们，也不乏香艳、幽怨或者空灵等文艺气质的代表人物。择偶的年龄标准固然可以越来越宽泛，但择偶的美学标准却不能越来越抽抽啊。难道我们的诗人在反讽，在阐释缪斯之死，在“贴地飞行”吗？没想到诗人认起了真，再三向我们解释：
“不不，我就是想图个实惠。”
也就是说，他在艺术女性那儿吃够了亏也费尽了心力，现在迷途知返了，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的确逢人就央求：“有女工、女厨子、女养殖专业户，我全收。”而突然一天，我们听说他结婚了。妻子是个白手起家的小老板，连锁经营了好几家早餐铺子。一个和诗人暧昧过的女记者评价道：“俗，太俗了。不穿红裤子绿袄都对不起那份儿气质。”
诗人终于如愿以偿。在他的理解中，俗就等于实惠。此后那么几年，朋友们便见识了他的实惠生活：早餐铺子的女老板只用忙活一个黎明就完成了全天的工作，而后面的整个儿白天都可以用来伺候丈夫。她亲手包办了诗人的一日三餐，食物的品类就不止于大饼油条鸡蛋灌饼那么简单了，每顿都是到菜市场现买的菜，煎炒烹炸不带重样的，夏天的莲子粥和冬天的瓦罐汤更是随时预备着。她也承包了诗人那套郊区小院的一切家务，别说擦桌子扫地了，就连门外的丝瓜架子都得亲自蹿上蹿下地修剪。最过分的，是我有一次到诗人家去参加一个大规模饭局，看见诗人的妻子正蹲在院子里，灰头土脸地用扇子扇着好几只铜火锅。
连我都看不过去了，对诗人说：“你这就有点儿欺负人了。”
诗人既得意又无奈地摊了摊手说：“你嫂子主动请缨的，我在后面拽都拽不住。”
这个时候，我们的好奇心就从诗人转到诗人的妻子身上了：她图什么呀？诗人已经到了满脸褶子肚子占躯干三分之二的年龄，图色肯定是图不到的。图钱就更不可能了。据我所知，诗人那点儿积蓄早被前妻瓜分得所剩无几，工资也远远比不上早点铺的利润。那么就是图文化，图艺术了？可是按照诗人的择偶标准，他的妻子应该是个俗人啊，俗人会看重这些因素吗？不过很遗憾，诗人的婚姻只持续了两三年就告结束，而且还是妻子把他给甩了，被甩的诗人一气之下去了云南大理。这个悬念也就一直没有解开。
直到前些天的一个早晨，我去开会，因为堵车没敢在家吃饭，下了车就去早餐点买豆浆油条。没料到店家把吃的递出来之后，来了一句：“钱就算了。”我一愣，抬头才看见是诗人的最近一任前妻。她还在干老本行呢，而且仍旧是一个实在人。我非要给她非不要，吃了人家嘴短，我只好说几句出卖朋友的话：
“写诗那位老师，我觉得您甩他甩得太对了，那种好逸恶劳的人就不该惯着。”
“不不，我甩他不是因为他不干活儿，我从来就没打算过让他干活儿。”早餐店老板说。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诗写得不好。我让他改他也没进步，索性就放弃他了。”
我的一口豆浆差点儿喷出来：“你怎么会这么认为？他的诗据说是很像里尔克的。”
“那个里什么我后来也看过，连他也不怎么样，看不懂。徒子徒孙自然就更甭提了。”早餐店老板悠悠地望了眼远方，“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文学青年的时候，喜欢的可不是这样的东西。”
“那您说说，您喜欢什么样的诗呢？”
“汪国真。”早餐店老板自豪地说。
这就让我无话可说了。也许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实惠的婚姻。
石一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