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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我想去屈原的故乡看一看。
触发我这趟寻访的是当地一个村民的故事。一位名叫徐正端的老人，心甘情愿为屈原守庙，一守就是25年。
资料里说，世界级大诗人屈原诞生在湖北宜昌秭归县的乐平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带着田园色彩的地名，就连送我去的汽车上的导航对此也很“陌生”。
输入“乐平里”，导航仪显示“无搜索结果”。再输入“屈原庙”，仍然“无搜索结果”。
后来，汽车在导航仪的指引下朝一个叫“屈原祠”的地方开去，这是唯一能搜索到的跟“屈原”沾边儿的位置。资料里恰好提到，屈原祠就在“屈原故里”。我心想，找到屈原祠，应该离屈原的故乡不远了。
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盘过长长的三峡翻坝高速公路，目的地似乎越来越近。我好像从一个陌生的世界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世界，是我头脑中对屈原贫乏的所知。屈原是我的乡贤，但我对他的了解只不过停留在端午节的零星传说，以及对《离骚》、《橘颂》等几首楚辞的半知半解。
对于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诗人，后人掌握的史料有限，有关他的生平、诗歌和精神世界，没有准确而详尽的论述。即使他的死亡也充满神秘色彩，被人们演化为各种版本的传说。
而我要去的陌生的地方，就是导航仪也找不到的屈原诞生地。踏上那块隐秘的土地，看看他故乡后世的生活，听当地人谈论自己的先贤，要是幸运的话，或许能找到理解屈原的一两个精神密码。
按图索骥，汽车登上轮渡横渡了长江，到达岸北。往下走，公路变成碎石子路，越来越窄，对面几乎不见驶来的车辆。
这下子，好像真是无路可走了。
“屈原庙在屈原诞生地，屈原诞生地在屈原镇屈原村”
后来我才知道，导航仪指引汽车开去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屈原祠”。
事实上，如今的屈原祠坐落于秭归新县城的凤凰山上，而不再是县城旧址的归州镇向家坪。
这要从屈原祠的迁徙史说起。有上千年历史的屈原祠在当代几经迁徙，最近的一次动迁是2006年。当时，三峡水库再度蓄水后，屈原祠在淹没之列。作为“三峡移民”，这座祠东迁至新县城凤凰山。作为坝上库首的秭归县城，也整体从归州镇搬迁到茅坪镇。
看上去，关于屈原祠，车载导航仪的更新速度没有跟上这座古建筑迁徙的脚步。或者，它的“记忆”原本就有疏漏。
“移民”后屈原祠似乎有了更好的待遇，被安置在一个名为“屈原故里”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区里，和新滩民居、峡江石刻、峡江古桥等重点文物为邻。
在三峡库区文物的搬迁史上，屈原祠的地位颇高。它和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四大“计划单列”的文物搬迁项目。
如今屈原祠正对的就是气势磅礴的三峡大坝。两个在时间上跨越千年的景观，在空间上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
这不是屈原祠第一次因为世界级水利工程而“移民”。上一次动迁是1976年葛洲坝工程兴建的时候，江水升高，它不得不从停留了上千年的原址被搬走。
在一些叙述中，我开始理解跟长江命运紧密相关的屈原祠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篇名为《屈原祠》的博客文章里写道，作者还是大三学生时慕名前往屈原祠。当他听说这里可能会被搬迁，感慨着“它再也看不到大江东流去的壮阔，再也无法让人看到它在高峡青山中的矜持和秀美，涛声不再依旧”。
无论是地图上那个消失的屈原祠，还是在秭归新县城复建的古迹，距离屈原诞生的地方还有一程山路。
“屈原祠”、“屈原庙”、“屈原故里”以及“屈原诞生地”，这些混杂在官方旅游宣传语以及新闻报道中的各种说法，很容易把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搞糊涂。
我要找的徐正端老人像说绕口令一样在电话里说：“屈原庙在屈原诞生地，屈原诞生地在屈原镇屈原村。”
传说中的“乐平里”已不是行政区划中的地名，而是当地延续下来的一个文化地标。
汽车在重新规划路线后再次开动。走近一个山口，司机犹豫了，不敢再往前开。眼前是一段很窄的土路，一边连着山，另一侧是峭壁，山下流淌着江水。
幸运的是，一辆黑色越野车在我们旁边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主动问我们：“去哪里？”他姓谭，是屈原村的村支部书记。
在他的带领下，我终于敢确定，这次是真正开往“屈原诞生地”了。跟一路走过的高速公路、山间隧道以及跨江大桥这些象征着现代文明的景致相比，那个隐没在群山中的小村庄，实在是显得原始、闭塞而又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穿过一个裸着黄土的隧洞，挨着山边颠颠簸簸半个多小时后，汽车终于在村口停了下来。
视线就像被一把斧子劈开过，从一个狭小的缝隙延展到一片开阔的土地。谭书记说，这就是屈原诞生地了。
这是块被群山环绕起来的小盆地，至今还保持着农耕特色的自然风光。
人头高的玉米地和还没抽穗的水稻田连成一片。东面的田埂边有一条河，岸边隆着一个山包包，当地人称之为“钟堡”。从远处看，山头上有一座庙。
除了在庙里为他守灵，想不出还有什么是对屈原最好的报答了
那就是屈原庙。当地人说，庙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屈原（塑像），另一个是85岁的徐正端。
夏末的这个黄昏，一位穿着白汗衫的老人坐在庙门的青石门槛上，手里摇着一把蒲扇。
他就是我要找的徐正端老人。他守的是个小庙，夯在土石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气势。
老人跟我讲解了屈原庙和屈原祠各自的历史。屈原祠的始建年代更久远，要追溯到唐代。一位名叫王茂元的归州刺史，喟叹屈原“诞灵是所，庙貌无睹”，便在归州城东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屈沱，相传是屈原投江后，一条神鱼将其尸体吞下，游至故里附近的香溪河口，屈原的姐姐便将他安葬于此。
屈原庙最早建于明代，也是历经迁徙和兴废。到了清代，地址搬迁，又重建。后来在“文革”中庙被毁坏。
如今坐落于钟堡之上的屈原庙，是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它有着峡江明清民居典型的建筑风格：庙内一个天井，一个大堂和两个厢房。大堂里立着一尊白色的屈原塑像。东西两面墙上贴着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屈原的25篇诗作，由一层玻璃板罩起来。
这座建筑物里可供人瞻观的景物并不多。庙里平日里很清静，踏进庙门的游客很少。
1989年，徐正端退休后自愿上山为屈原守灵。
他的大儿子徐贪德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老人家除了去县城参加端午纪念活动以及看病住院，几乎没有下过山，一直守在庙里。
我好奇他为何叫“贪德”，生怕自己听错了。徐正端解释，那时他深感乡村道德秩序在“运动”中被破坏，“所以德要多一点，像屈原一样，要贪德”。
他和屈原村的很多村民一样，对乡贤屈原怀有一种自发而朴素的感情。读楚辞，热爱屈原，对他来说，“从小就耳濡目染”。尽管出身农家，但他读过私塾，考上了师范学校。
当上乡里的小学教师后，徐正端特意要求到偏远贫苦的九畹乡教书。因为相传这里是屈原第一次流放后在家乡开堂讲学的地方，他还在山坡上栽种喜爱的兰花。《离骚》里留下这样的诗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如今，这里改名为九畹溪镇，最有名气的不是屈原讲学栽花的传说，而是当地开发的旅游项目漂流。每到炎热时节，一辆辆大巴车将装得满满的游客送进来，为秭归县的旅游业收入作出贡献。
眼前这位头发稀落花白的老人说，自小读屈原的楚辞，“似懂非懂的”。而他真正开始理解这位地域上与自己最亲近的诗人，是他因反革命罪被关进监狱之后。
他回忆起，当年在监狱里改造的“右派”很多是读书人，还有人找亲戚托关系偷偷送书进来。有一位姓李的北大教授枕头下压着一本《楚辞》，他便欣喜地借来读。
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线装竖排的书，“封皮黄色，很旧”，书中字体是仿宋，笔画横轻竖重。
晚上，他躲在被窝里默读《橘颂》、《离骚》和《天问》，读得热泪盈眶，但是“大气都不敢出”。
“那个时候，屈原真是我的精神支柱。读《离骚》，能读出屈原的那种苦难、忧伤和悲愤。自己在感情上好像跟他有了接近的地方。”这个农村知识分子向我回顾了人生最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程。
他因为“举报村干部私占苞谷煮酒喝”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在湖北沙洋的监狱关了11年。其间，母亲病死，父亲哭瞎了眼睛，从老家一路乞讨着到沙洋，跟着他在监狱里一起改造。
那时，他最爱读的是《橘颂》。这首诗被普遍认为是屈原早期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首咏物诗。屈原在诗中咏叹“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表达的是对故土的热爱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志向。
每读到这几句，徐正端就会想念家乡满山坡的橘树。他暗自下决心，只要不死在监狱里，“终有一天是要回家的”。
等他老了，他实在想不出，除了在庙里为屈原守灵，“传扬屈原精神”，还有什么是“对屈原最好的报答”了。
“归来哟，归来嗬，归去来兮”
不管平日里的屈原庙如何冷清，每年五月初五，院坝里的端阳花开得正好，这里一定是热热闹闹的。
这一天，相传是屈原投江殉难的日子，是中国延续上千年的传统节日。人们用包粽子、划龙舟和喝雄黄酒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国家甚至以法定节假日的形式来表达对这种习俗的尊重。
而在屈原的诞生地，端午节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村民会隆重地祭拜这位最负盛名的乡贤以及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诗祖”。
这天早上，徐正端会早早地起床，焚香、除尘和打扫庙宇。山下的村民们也忙碌起来，他们在墙上挂起艾草和菖蒲，厨房里蒸着馍馍。上午10时，村民们端着一案烤猪头、土香、瓜果、五谷、雄黄酒等供品上山。
摆上供品，三杯雄黄酒洒下。锣鼓和槌音响起，穿着白色对襟衫的歌徒摇着招魂幡，主祭人徐正端念起招魂词，众人跟着唱和。
我没有赶上端午节到屈原村，只是在视频里看过这段场景。坐在屈原庙的厢房里，我请徐正端念唱一遍《小招魂》。
老人家欣然答应。他手摁着桌沿儿，一边唱一遍跟我解释。
他用的是当地方言，声音抑扬顿挫，调声悠长：
“归来哟（这一声悠扬），归来嗬（这一声急促）
“归去来兮。天，不可上兮，上有万里。归来归来，不可上兮。
“地，不可下兮，下有九关八极。归来归来，不可下兮……”
老人说，这首《小招魂》从明朝流传下来，作者不详，一直用来祭奠屈原。
每年端午节，在屈原庙里唱和招魂曲的不光是当地村民，还有慕名而来崇拜屈原的外地人，以及从各地奔赴至此的屈姓后裔。
2010年，来自秭归归州镇万古寺村的50多个屈姓后裔带着果品和香，从山的那头赶来屈原村祭拜先祖。因为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很多秭归的屈姓后人迁徙到四川和周边地区。
徐正端解释说，“有一些村民不愿意离开家乡，到山上躲起来，后来繁衍下来一脉”。这一脉相传就是万古寺村的屈家人。
坐在山脚下的农家饭庄，徐贪德跟我描述当时的情景。“来了很多人，把全村的农家乐都住满了”，有人在空地上搭起帐篷。还有一年，屈原村办端午活动，进村的大巴车堵在村道上。
近些年，秭归县政府组织的屈原祭祀活动多在县城的“屈原故里”，那里有搬迁复建后的屈原祠。在秭归当地，所谓“屈原故里”是指毗邻三峡大坝的文物保护风景区。
相比于小小屈原村，县城的接待能力更充足，交通更便利，活动的阵仗也可以排得更大。今年端午节，来自台湾彰化的15位屈氏后裔肃立在屈原祠前，虔诚地焚香叩首，纪念祖先。
在秭归人心中，屈原祠的文化意义重大。县文联主席、乡土作家周凌云有一年去看屈原祠，当时长江水位上涨后，屈原祠的山门已临水滨。他不禁自问：“如水位还上涨，明年我能来吗？”
我在新闻报道中发现了一个故事。2003年端午节，从归州镇去往屈原村的路上，因三峡水库蓄水造成江水上涨、公路改道，车辆无法前往。一些准备去屈原诞生地瞻仰的人发现去路被截断，他们只好守候在江边，朝着屈原故乡的方向望去，满脸憾容。
“他用的是屈原家乡话，声音古老苍凉，节拍悠长。恍惚间，觉得是屈原来了”
每到端午节临近，徐正端惦记的不仅是招魂仪式这件大事，还有当地的骚坛诗会。
作为屈原村的老辈，他心里有个旧传的固执想法，“纪念屈原这个伟大的诗人，一定要用诗歌的方式”。
他自豪地说，乐平里在明清时期，读书之风盛行。家乡人将屈原的诗视为财富，“一代读了，下一代接着读”。在这里，“一个农户家不出一个读书人，是很耻辱的事情”。
在诞生“诗祖”的地方，明清时期有了一个农民自发集结的诗社，名为骚坛诗社。
端午节这天，骚坛诗社的农民诗人们就要聚集在一起，把凭吊屈原的诗掏出来，饮酒念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下来，1949年以后有过中断，直到1982年骚坛诗会又恢复起来。
在当地人的土语中，骚坛诗社又叫“泥巴杆子诗社”。上世纪80年代，诗社复兴后，仍然保持着泥土的气息，诗人几乎都是“纯粹的农民”。恢复后的第一任社长谭光沛，是个织脚背架的篾匠。还有个写诗的农民叫杜青山，去世前住在破破烂烂的吊楼子土屋里，家里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晚上只有借月光写诗。后来他眼睛坏了，成了瞎子。村里人忘了他的名字，总是叫他“杜瞎子”。
泥巴杆子诗人们写的大多是吊念和歌颂屈原的诗。自1982年以来，他们共写诗填词超过4500首。这样的成绩，在当代诗人于坚看来，“可以像稻米产量那般衡量”。
听说秭归有个农民诗社，于坚很感叹：“有人或许要问，‘这也是诗吗？’这个疑问相当矫情，我以为是否符合文学史对诗的取舍标准其实并不重要。”他理解这些农民对诗的热情，“‘超过四千首’，并不是要比试谁是大诗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太阳东升西落，端午诗会每年都会照常在秭归举行，有时挤在屈原庙里，有时办在“屈原故里”风景区。
2010年，台湾的余光中，大陆的流沙河、于坚等40多位有名气的诗人在秭归参加“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穿着白色的仿丝马褂、围着黄丝带的余光中，在屈原公祭典礼上，深情朗诵自己写的《秭归祭屈原》。
他的背后是肃穆的屈原祠，正面对着的不远处是世界闻名的三峡大坝。长江乖顺地躺在水泥堤坝下面，呈现出一幅“高峡出平湖”的景象，像被胶片定格下来的画面一样，几乎没有波澜。
端午诗会在一个会堂里举行。压轴上场的骚坛诗社诗人李国杰的朗诵，令于坚印象最深刻。后来，于坚在一篇《秭归祭屈原记录》里写道：
“会堂里诗人济济，许多人赫赫有名，南腔北调地操着普通话。李国杰与众不同，全无所谓诗人风度，就是打谷场边已退休的老农那种形象。他83岁，身材硬朗，最后一个朗诵，一出来，现场忽然被一掌击中似的安静下来，都被他的声音震慑。他吟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用的是屈原家乡话，声音古老苍凉，节拍悠长。恍惚间，觉得是屈原来了。”
在徐正端的描述中，李国杰长得很清瘦，“像一个隐士一样”。但到了端午诗会那天，“他就像从草丛中突然冒出来一样，带着泥土的气息，在吟诗台上大放光彩”。
我很想去拜访李国杰，但听说他被子女接到县城里住，而且岁数大了，耳朵也不太灵。
当地的诗是带着强烈祭祀意义的一种形式，形式比诗歌创作本身还要重要
徐正端时常回忆的场景，是他站在庙门口，看着敞着衣衫、卷着裤管、大口大口咂吧旱烟的诗友们陆陆续续从“毛狗道子”走上来。
但骚坛诗社已不复当年的繁盛了，甚至隐约出现“诗脉断代的危机”。这让老人很担心。诗社的老一辈里，去世了不少，仅剩的几位都是80多岁高龄，还有的进城跟儿女养老。
“老的老了，年轻的还有多少会写诗？”徐正端不是自寻其扰。屈原村的年轻一代，像大部分中国农村子弟一样，考学进城或者出门打工。平日里，山上山下的村落里也是一幅广大农村常见的“有老、有少，年轻人少”的景象。
徐正端不得不考虑诗社“接班人”的问题。早些年，他刻意培养过村里几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教他们读楚辞、学汉韵，掌握格律和平仄。有一个姓郝的姑娘，在他的指导下，写诗填词已经入门，还能在端午诗会上登台亮相。但后来，她去北京打工，在大城市安了家，“一封信都没寄回来过”。
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徐正端更加惜才如金。他和住在屈原庙后面的黄家兆打起了交道。黄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人物，“文革”期间当过民兵连长，“爱搞运动，一蹦会蹦很高那种”。徐正端从监狱回乡后，曾经被民兵队看管。那时，黄家兆还想过“整”他。
黄家兆在60岁那年，“好像活清白了”，戒掉多年的酒瘾，在烟盒制成的油渍点点的小卡片上学写诗。后来，他想找徐正端学诗，但好几次不敢敲屈原庙的门。他想的是，“对人做了愧疚的事，就矮了一截，再去求人，很没有颜面”。
徐正端知道他的心思后，主动接纳了这个60多岁的学生。他跟黄说：“过去的事情是大环境，我不怪你。只要你想学，我就教。我的身子已经半边埋在土里了，那些诗跟到土里，也都烂了。”
村里还有一个名叫黄琼的年轻人。说年轻，也40多岁了，儿子今年刚参加完高考。徐正端和几位老辈诗社成员，把骚坛诗社交到他手上。
黄琼心里很明白，他接过来的不仅是当地延续多年的泥巴杆子诗社，更是徐正端这一代身上的责任和忧虑。在他看来，当地的诗是带着强烈祭祀意义的一种形式，“形式比诗歌创作本身还要重要”。
这位现任骚坛诗社社长自感，对于诗歌，“责任的意义大于创作的爱好”。
“诗歌是没有市场的。”他坦言，写诗长不出地里的庄稼，也养不活人，更挣不出家里孩子的学费。
黄琼曾经是个文学青年，热爱家乡田园诗般的风光，“不适应城市里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屈原村，在村里变电站工作，也曾跟着徐正端学诗。
最近，变电站“改制”——交给私人办了。黄琼辞掉这份稳定的工作，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外出打零工。他在一个个工地上找活儿干，修水电。
黄琼说，现在骚坛诗社要搞活动，“还是有些困难”。除了高龄的几位老社员，年轻的社员都在外面打工，“聚集起来也不太容易”。
那些站在台上高声朗诵古诗的农民，在城市里只是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搬运工或水电工。他们离开了家乡的玉米地、水稻田和青瓦白砖——那些激发他们诗情画意的景象，涌进喧闹鼎沸的建筑工地，搬瓷砖、拌水泥或是架电线。
8月的一天中午，秭归当地电视台播着《秭归建筑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说：“建筑业是我县具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要努力将建筑产业打造成重要支柱，促进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这对黄琼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一个奠基的工地，或者一个高起的楼盘，意味着又有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活计。
那个诞生伟大诗人的村庄，被汽车轮子甩在后面，越甩越远
跟父亲的精神忧虑有所不同，徐贪德考虑的问题显得更加“务实”。他思忖的是如何“把屈原村的旅游搞起来”。
这个朴实的中年农民有着一定的经营头脑，“把我们这里的旅游资源开发好，再发展些民俗工艺，年轻伢子说不好就可以留下来了”。这是他的愿望。儿子和儿媳都在城里打工，孙女留在村里由他和老伴儿照看。
在屈原村采访时，我住在徐贪德开的农家饭庄里。我称他为“老徐”。在我住下的几天里，除了接待我，老徐还接待了两个进村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开车进村卖衣服，自称是“现代版的货郎”。
在老徐家随手捡到一张旅行社宣传单，上面的路线图是：到秭归来的游客，游览完三峡大坝，可以去“屈原故里”看看，瞻仰一下屈原的雕像，在屈原纪念馆里领略一下复制版的“三闾八景”，然后可再去九畹溪玩漂流。屈原诞生地，屈原村，不在此路线中。
一天上午，老徐热情地带着我去游览山里“正宗”的几处相传跟屈原有关的景观。我们骑着摩托车上山，皮肤被太阳烤得发烫。一路上，他跟我讲着屈原村的旅游发展前景。
今年，县里给屈原村拨款几十万元，修了连通山里几处景点的石板台阶。我们下了摩托车，一路踏着青石板进山。老徐踩了踩台阶上的青苔说，“这个青苔还没栽完，还得加紧完工”。
无论是读书洞，还是照面井，或者只是一头在树阴下乘凉的老牛，都被赋予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在当地人的叙述中，这些景观都是屈原远大志向和高洁品质的象征。
山里放眼望去是青色的脐橙树和橘树。在屈原的诗里，橘象征着忠诚的品质。而在质朴的村里人眼中，这种果类不仅是托物言志的对象，更是带来经济收入的作物。
秭归脐橙是在全国叫得响的农业品牌，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不过，由于交通不发达，这里的脐橙多是外地人来收购，“价钱往往会比运出去卖更便宜”。
走到山腰，老徐指着山对面的一处台地跟我说：“那就是香炉坪。”香炉坪，当地传说为屈原的故居地。从外形上看，这里很像一尊香炉，所以有了这个名字。现在，一户郝姓人家在上面建了一栋四开的平房，过着日子。
面对屈原村开发旅游经济的“冲动”，作家周凌云心里有种复杂的情绪。他常年观察屈原村，搜集了很多关于骚坛诗社的资料，还描摹这里的自然风光，结集在他那本叫做《诗意村庄》的书里。
在他散文化的笔触下，“乐平里”风光绝美，充满诗情画意。但在城镇文明向村庄推进的过程中，他对村庄自然美感不可抗拒的消退怀有感伤。在他的眼中，村庄过去的绝美风光已经有所折扣，比如，山下那些青瓦白墙的民居被小洋楼取代，还有旧日欢唱流淌的屈平河也在改变。
“一条河的革命也在悄然进行”，村里开了条大渠，把河水引走，建了电站。河里的沙石被铁筛子筛过后，有的被运走，铺了公路，有的在村里建了一排排洋房。河，成了一条糟沟。
“这变化，就像骚体诗变成新诗，古意没了，韵味也没有了。”
我对这位散文作家的敏感程度有些吃惊。对于我这个离开家乡后长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而言，屈原村的蓝天白云和田园风光已经很难得。
8月8日，我坐上村里开往秭归县城的中巴车，告别了屈原诞生地。
汽车沿盘山路不断向上爬升，那个小盆地在我的视野中逐渐远去。
中巴车上了轮渡船，因为超载，我被临时安排到一辆出租车上。
这辆有些破旧的出租车载着我驶上高速公路。江的对岸，那个诞生伟大诗人的村庄，被汽车轮子甩在后面，越甩越远，直到又变成一个隐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