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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名犯罪嫌疑人汤某被移送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他并不是官员，但是他手下曾经能盖出国家多级部门的“公章”。
2013年12月他被抓获时，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假印章561枚、刻章坯子700枚、 假毕业证书500本……
近年来，制贩假证类违法犯罪为何屡禁不绝？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通过梳理近4年来制贩假证刑事案件，剖析了几大原因。
假证章集中在哪？建筑、户口身份、政法机关
2011年以来，大兴区检察院共受理制贩假证类刑事案件35件61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受案人数增长了4倍。
相关办案检察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这些案件中查获的假印章、假证件，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建筑行业、户口身份领域、政法机关。”
检察官总结，建筑领域被伪造的公文、证件、印章主要包括“特殊工种的资质证明，承包资质，建设局、规划局印章等。”
“建筑领域由于其行业自身特点，对生产经营的主体具有严格的准入要求。部分人自身条件达不到要求，又受到高额利润的驱使，就通过非法途径购买假证。”
一张假证，牵动多少利益？检察官剖析，制贩假证类违法犯罪的后果往往产生“蝴蝶效应”，对社会及公众安全的危害性极大。
“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证明文件的犯罪人，实际往往达不到施工主体资格的要求，这将造成部分建筑质量不合格、矿山施工、林场维护安全隐患，可能酿成重大责任事故。”
近年来，伪造和买卖公检法工作人员工作证、其他专属证件的案件也不在少数。
检察官分析，这类案件都容易引发招摇撞骗罪、经济诈骗类犯罪。“由于国家机关的权威性，人们往往对不法分子的招摇撞骗行为深信不疑，最终造成个人的财产损失。”
假证犯罪为何屡禁不绝？
假证犯罪为何屡禁不绝，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难题？
承办此类案件的大兴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买方市场庞大是客观原因；高额利润驱使是主要诱因；查处难度大是外在原因。
“制造假冒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的成本相当低廉，普通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就能满足需要，所用纸张和模具更是可以低价获得，做成成品后，却可以卖到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一份，使得部分人员铤而走险。”检察官说。
检察官介绍，此类案件查处难度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作案手段隐蔽。此类案件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家”造假者与“下家”买假者直接联系，另一种是双方通过中间人联系，中间人赚取差价。
“双方一般通过网络交易，很难查到真实身份信息，即便通过电话联系，但中间人或上家的电话号码经常变化更换。因此有关部门抓到下家、或中间人，也很难‘顺藤摸瓜’抓到上家。”检察官说。
二是部分公文、证件性质不明，影响案件定性。
比如大兴区检察院曾受理一起案件：杨某为给自己的孩子上户口，购买假的出生证明，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但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对于“出生证明”该如何定性，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却是一个疑难问题。
办案检察官介绍，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如何判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无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一般遵循“先常识性识别，再从组织机构代码判断”的规律。
出生证明不具有鲜明的国家机关证件特征，又无组织机构代码，但上面盖了医院和国家卫生局的公章。“一方面认定其犯罪的法律依据不明朗，另一方面，如果不认定犯罪，会有纵容不法行为之嫌。”
三是“取证难”，可能影响量刑。
比如被查获几百枚假印章的汤某，公安机关需要一一联系政府部门，调取真实印章进行比对鉴定。“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存在因调取困难、无法鉴定，因数量太多而鉴定不全的情况。”这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量刑轻重。
对此，办案检察官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三是实行证件登记信息联网，提高真假证件的识别能力，彻底根除假证件存在的空间和土壤。
本报记者 庄庆鸿 通讯员 刘慧慧 吴琼阁 郑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