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私塾并非导师制的替代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法学教授请辞硕士导师引发社会关注，其中不乏叫好之声。应该说和几年前清华大学陈丹青先生愤然罢招研究生一样，黄震先生辞招研究生的这一举动，也是对当下硕士培养体系的一次抗议。批评当前弊端重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当然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以高级私塾的方式来进行替代，真的就是合理的选择吗？

    首先，相比于现代教育，私塾模式中师生间的人身依附，更容易带来对学生权益的侵害。师生关系并非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那般简单。教育领域涉及对人心智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用脚投票”往往并不适用。由于知识、经验的不对等性，师生之间极易产生心理依赖与人格依附。一方面这种信赖，有利于言传身教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信赖对于独立人格、健全心智的形成，也同样可能构成阻碍。在对教师缺乏约束的情况下，这种依赖甚至可能导致教师滥用权威侵害学生的情况发生。目前的私塾办学由于政策的限制，实际上正处于商业化的初级阶段，大多数的私塾，其实都是家庭教育，正因为此，教师权力过大、师生关系极不对等的状况，才不为人所注意。

    其次，对于成年的硕士研究生，私塾方式的培养模式，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导师与学生之间是否形成契约关系？又是哪种契约关系？是老板与员工的雇佣关系，还是服务提供者与服务购买者之间的买卖关系？学生不听指导怎么办？导师对学生惩罚的限度在哪里？如果将这些重要的问题，全部交由师生自行决定，那么很有可能由于师生地位的不同，而形成一方权力过大，一方权利几无保证的霸王条款。即便在对学生已经存在诸多救济的当前教育模式下，导师侵害学生的情况都屡见不鲜，更何况人身隶属性更强、导师权力更大的私塾模式。

    坦率而言，当前硕士培养模式有两大弊病，一是扩招的幅度太大，学生太多，老师带不过来，严重稀释了本应高度个性化的硕士教育质量。二是师生的关系紊乱。信息时代的来临，让老师知识的优势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年轻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也让老师的教化权力受到越来越大地限制。正因为此，学生规模更小且对老师更加敬畏的私塾模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多人眼中的较优选择。

    但是问题在于，年轻人越来越不好教，老师越来越不好当，固然是这个时代的困惑，却也是这个时代进步的表现。人类的进步，本就是从依附的身份向平等的契约迈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的教授权威会受到消解，旧有的教学秩序会受到挑战，但这些问题，终究要在更自由、更文明的情境之下进行解决。今天我们的法学教授，难道不能有更好的改变现实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