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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人一样，张峰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平头百姓”，努力工作、养娃、还贷，只愿一生有点积蓄，平平安安。
直到一天，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和政府“打交道”，“好日子”就变了样。
背井离乡的人，遇上“民告官”
事情起源于去年的一个电话。
临近下班的张峰，正想着自己快到期的房贷，突然接到了农村老家父亲的电话。他正想说“我正在上班，晚点再说”，却愣住了。
电话那头，浓重的乡音说：“儿子，我们要告官！”
父亲大半辈子种地，脸朝黄土，背朝天，也不懂法。晚上回家，他费了半天劲，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妈妈在纺织厂里骨折了，人社局认定不是工伤。”
张峰是理科生，面对爸爸的难题，他先收集“实验数据”。遇到这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家的“发小”——陈伟。
前年8月，为了房屋纠纷，陈伟一家把当地政府告上了法庭。张峰相信，陈伟是个很硬气的人，打官司一定“很有把握”。
听到张峰的问题，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叹息。
“这事折腾我们全家两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就想能够快点结束，一家人能过正常点的日子！”
这个答案出乎张峰的意料：“为什么？”
“光是起诉书，我至少就寄过几十次！”陈伟一肚子苦水，“有一次，我们去县发改局，要手续文件，他们说，相关东西被检察院调走了。等我们去检察院，检察院又说没收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去找市发改局，逼它发文。县发改局才给我们看。这还只是一份文件，经常一跑好几次，还不一定拿得到。”
张峰很费解：“为什么？他们这么干，难道还合理合法了？”
“因为我们是‘民告官’，法院也不敢说不管，但不是正规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一直搪塞，磨得你没劲了，自愿放弃。”陈伟叹了一口气，“法官都说，你们这个官司，不用这么费劲了，去找当地政府私下商量，解决了就算了。可是，当地政府从来没来找我，怎么解决？我找村干部说了要求吧，他直接说不行，也不给我一个其他的解决方案。”
陈伟最后的话压倒了打算“告官”的张峰：“我最心疼的就是爸妈，被折腾得一趟趟跑，吃不下、睡不香。还有人半夜往屋里扔石头。老人血压都高了，进过几次医院了。”
想到自己50多岁的爹娘，张峰也是心里打鼓。但无论怎么劝说，老父母认定了“不能没有王法”，他只好再找懂法的人“取取经”。
第一关：立案难
费了好大周折，张峰找到了在老家法院工作的彭阳。但他给的不是好消息：张峰一家想要“民告官”，得像关公一样，“过五关斩六将”。
这第一关，就是：“你想告官？官让你的案子都立不上。”
彭阳说，在基层法院“很难办”。“如果法院经常判当地政府败诉，政府会有意见。万一出现群体上访，政府可能撒手不管，或者怪法院。更何况，法院的人、财、物，都还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所以，有时候，地方党委政府派人来法院，要求‘站在大局角度考虑’。你说我们怎么办？”
张峰不知道什么是“大局”，他只知道，自己的“小家”，要保不住了。
彭阳也说，正是张峰这样在基层县法院的案子“最难办”。他的法律系同学的体会是：“中级法院比基层法院超脱。到了高院，县长什么的，法官就不会放在眼里，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彭阳告诉张峰，如果他爸妈想打官司，“要尽快”。
“因为如果治疗久了，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赔偿额就高了。到时候，来法院托关系的人就更多了。”
第二关：见官难
十几次“家庭会议”后，张峰一家终于咬咬牙，开始了“告官”之旅。
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告官不见官”的窘境。在法庭上，他对面的被告席，总是空的。
一次，被告席上坐了几个政府的人，但反而更让张峰的老父亲生气。无论问什么，对方都一问三不知：“不知道，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太普遍了。”他的审判法官王文，在一次退庭后告诉他。王文在行政庭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没有一个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只有律师。
近年来，北京、河北、上海、广州都先后出台规定，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出要求。但诸多市县乡镇尚未普及。
当然，也有例外。王文的同学刘力，在张峰邻县的法院工作，就遇到过幸运者。
这个幸运者叫刘倩。她在外打工回家，发现继父把房子和土地卖了。
“回家一看，新房子没了，土地也没了，自然接受不了。”她就告了县政府和现在的土地承包者，说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
当她满怀怨气走进法庭的一刻，一看，村支书、乡镇书记竟然全都在。“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我的事情被重视了，抵触情绪也没有那么强了。”后来，这起来势汹汹的“民告官”，以撤诉告终。
“我们这里的农委主任就说过，如果确实是政府一方有问题，就应该敢于去纠错。”刘力说，“一些乡镇长、书记，都被要求来参加庭审。虽然只是坐在旁听席上，但效果也非常明显，至少他们知道了自己错在哪里。”
张峰听了十分羡慕，但他没遇到这样的领导。
第三关：胜诉难
官司打了一年，来“要说法”的张峰一家发现，“说法”还遥遥无期。
他觉得“民告官”官司难打，而王文则坦率地说，它也“不咋好审”。
王文的办公室里，隔三差五就有当地政府部门的人来打听。“县上的各种大会小会，领导也不断讲，这是县上的重点工程，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比如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大力支持……”
这样的情况，不是张峰的“特殊待遇”。
王文的领导称之为农村“三大纠纷”案件。“三大”，指的是“土地、山林、水利”，案件量超过行政庭全部案件的一半。
“人多势众。”这是农村“三大纠纷”给王文的最直接感受。
开庭前后，他经常被乡亲们“团团包围”。少的几十人，多的有上千人。“有一个村的两拨人争一片山林的使用权，面积超过7000亩。”
“涉案人数多，利益份额大，对抗情绪激烈，人际关系复杂，时间持久，经常反复上访，这些都给案件审理增加了难度。”王文感慨。
第四关：执行难
攒了十几张从北京和老家往返的火车票，张峰终于看到了曙光。陈伟欣喜地打来电话：“我们家胜诉了。”
但陈伟面临新一轮的尴尬：“打赢了官司，却要不来赔偿”。
如今，张峰也是泡成了“法律通”，他立马拿出了《行政诉讼法》。这部法律中的第65条，就是为了对付政府部门的“拖字诀”。
《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如在规定期限内不执行的，从期满之日起，法院可对该行政机关按日处50元至100元的罚款；或者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要求上一级机关进行处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但彭阳告诉张峰：“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比较难办的。毕竟法院不愿意两家机关之间闹得太凶，也就容易不了了之。”
多年前，他就遇到过一次“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个部门就像吃定了我们不会拿他们怎么样，怎么叫都不动。”后来，法院决定对这个部门处以罚款，并准备下发通知。“他们看我们动真格的了，才履行了判决。”
8月25日，俗称“民告官法典”的《行政诉讼法》，已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大修”。
很快，张峰家的案子要二审开庭了。他只想知道：法律如果修改了，“民告官”会不会更加容易一点？
王文期盼的是，在执行上，给法官更大的权力。这样，等到张峰的案子判了，再也不会变成“烂尾楼”。“民告官，就能够更加简单、更加平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原告、法官均为化名）
实习生 杜江茜 本报记者 庄庆鸿 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