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当丈夫被诊断为脊椎肿瘤时，杭州网友“倾心2007”和大多数人一样惊慌失措。一位国内权威专家告诉她，丈夫必须做手术，否则将瘫痪。
在辗转了杭州和上海几家医院后，选择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院医学中心就诊。出乎意料，这里的医生诊断结果是，她的丈夫无需手术，所患的肿瘤通过放疗便可治愈。
最近，这段两年前的往事被“倾心2007”发表在网络论坛上。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一万多字的帖文就获得了高达几百万的点击量，和无数人微博或朋友圈的分享。
在这篇题为《一个硬币的另一面——美国看病记》的网帖中，“故事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 ”。3个月的治疗结束后，她丈夫体内的肿瘤“明显萎缩，放疗效果非常好”，肿瘤侵蚀颈椎骨造成的空洞“大概两年时间可以复原”。
“我们提起汽车，会想到买德国、日本车；提起手表，会想到买瑞士表，那么得了病，为什么不能选择到海外医治呢？”蔡强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他是一家为海外就医患者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总经理。近年来，这样的机构越来越多。
不过，不少肿瘤医生认为，海外就医的选择十分盲目。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专科医生潘战和认为，癌症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过程，这期间除了治病以外还要考虑亲友的陪伴、支持，生活习惯等。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晓东也提出质疑。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有一部分人特别信任海外就医，也有能力去，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问题是我发现这里隐藏着不少陷阱。”
中美之间医疗技术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当决定出国看病时，“倾心2007”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朋友是美国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这个决定“是人生绝望中孤注一掷的选择”。
“既然手术方法是美国人发明的，手术材料是美国人制造的，那我们就去美国动这个手术吧，”在那篇广泛传播的网贴中，“倾心2007”写道。
一些被广泛引用的数字印证了她的想法。根据美国肿瘤学会的最新统计，美国癌症病人在2003年-2009年的五年生存率——一个用来统计癌症患者存活率的重要指标，达到68%以上，比1975年-1977年的48.9%有显著上升。相比之下，中国肿瘤防治办在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肿瘤统计年报》显示：中国癌症病人五年生存率为25%左右。
“在美国排名前五的医院，有全世界最好的设备和最新的药物。”蔡强介绍。他每隔几天都会收到一份欧美国家新上市的药物表。最近，一种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药物已经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加速审批并上市。
在这幅海外就医的美好图景中，先进的设备和药物只是一部分。“就像一台电视机坏了，你可以找维修部的人来修，也可以找设计电视机的人来修。”蔡强说，“你在美国约到的医生很可能是某个癌症基因的发现者或者某种药物的发明者。”
但中美之间医疗技术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潘战和以胃癌手术为例，欧美国家主张淋巴清扫范围较小的D1手术，我国实行淋巴清扫范围更大的D2手术，“这几年欧美国家逐渐认可了我们的方法。”他说。
“就消化道癌来说国内外差别并不是很大。比如结直肠癌，在各个分期上，北上广的几个大型肿瘤医院五年生存率和欧美并没有太大差异。”来自北大肿瘤医院的张晓东说。
对于一些癌症晚期患者，昂贵的海外就医费用并不一定能换来更好的效果。张晓东还记得，她有个患了癌症的朋友，听说德国有一种“特别高级的仪器”可以使用，便通过中介到了德国。最终，在花了十万元的中介费和数目可观的治疗费用后，“得到的治疗意见和国内完全一样”。
“在我们国家，有些时候对于癌症晚期的治疗本来就属于过度医疗。”张晓东解释，“而在国外按照诊疗规范，对于晚期病人，医生可能更早地宣布放弃。”
还有些癌症，在中国可能享受比欧美更为先进的治疗技术。“比如淋巴癌、鼻咽癌，在我国发病比较多，在欧美发病很少，临床的数据就很少，很难对新的治疗手段开展实验。”潘战和说。
人们越往大城市跑，基层大夫接触的病例越少，水平越难以提高
起初，听到骨巨细胞瘤的诊断后，“倾心2007”第一选择是找到“国内做脊椎置换手术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在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他们挂到了一位知名专家的“下午63号”。即使从下午1点30分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医生给每位病人分配的时间也不过5分钟。
“脊椎肿瘤，准备住院手术吧！”当助手把片子挂好，对方扫了两眼说。
当被问及更多的问题时，那位大夫不耐烦地回答说：“不做手术，你可能短时间就瘫痪丧命，你还能管手术后的感受？”
在诊室外，“倾心2007”看到的是雨天里护工推着病床在院子里跑，躺在上面的病人还挂着盐水，带着氧气包，家属撑着伞努力遮住病人的头。
她“突然就崩溃了”，不能想象把丈夫这样放在病床上：“我可以接受手术的风险，但决不接受疏忽或者轻慢带来的损失。”
对于熟悉中国医院的人来说，这样的场面其实并不陌生。作为北大肿瘤医院的知名专家，张晓东每天上午要面对至少40位病人。
为了减少专家的工作量，医院为她配备了专门填写病历的助手。在门诊时间，张晓东只穿梭于两位助手之间，拿起病例材料为病人讲解病情及治疗方案。
但即使如此，她也觉得时间紧迫：“数位患者及家属围着我，讲得我吐沫星子直飞，嗓音高八度，着实像菜市场买菜的大姐。”
在协和医院的外科诊区，骨科大夫余可谊虽然有意控制了数量，半天只接诊15个病人，但是这位热衷于通过互联网做医学科普的大夫，依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向患者详细讲解病情。
当“倾心2007”来到美国，首先让她惊讶的是这里的就医环境。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院，接诊的医生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的初诊时间。询问了发病经过、身体各项反应后，医生分别讲解了颈椎部位肿瘤的6种可能性，还对比着一个颈椎模型，详细地介绍每一种肿瘤、治疗方法、后续的防范和复发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丈夫患上的可能不是骨巨细胞瘤，而是另一种骨髓瘤。如果是这样，就无需手术，“在光照下，肿瘤会像奶油般溶化”。
与国内医疗体系不同，美国实行严格的预约转诊制度，寻常的呼吸道和慢性疾病可以在社区医院解决，只有疑难杂症才会被转到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里。这不仅避免了医院的拥挤，也让医生有了更充分的问诊时间。
“如果论就医感受，国内完败！”张晓东坦言。她曾到美国宾大医院的血液与肿瘤中心交流，发现那里有舒适的诊室和充足的交流时间。
“可是如果把我们医院也设置成国外那样，有安静的候诊区，每个病人都有护士陪同候诊，一天顶多接待200个病人，你觉得现实么？”张晓东反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13年医院的住院人数4万余人次，年门诊量45万余人次。患者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及海外。
“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医院、医生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差距很大，这就必然造成越来越多的病人涌入北上广。”张晓东说。不久前，她到烟台一个由私人投资的二级医院，发现医院的硬件设施“比北大肿瘤医院好多少倍”，却很少有病人入住。
“现在老百姓不相信基层的大夫，这其实怨不得病人，很多基层大夫确实水平不行，又不重视学习新技术。”张晓东说，“可是人们越往大城市跑，基层大夫接触的病例越少，水平越难以提高。这才是国内的肿瘤患者看病难，难得到规范治疗的原因所在。”
美国没有灵丹妙药，不可能你一下飞机吃了就能好
即使踏上国外就医的征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倾心2007”一样获得圆满的结局。
“在我们接手的病历里，有的患者在美国病情恶化，甚至有的在美国去世。”蔡强说，“美国没有灵丹妙药，不可能你一下飞机吃了就能好。”
他接触过一对夫妇，妻子患了妇科肿瘤，丈夫准备变卖家里唯一的房子，送妻子到美国就医。但是看了病历以后蔡强发现，患病的妻子已经到了晚期，全身多处转移。他只好劝告那位丈夫，“告诉她病情，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通过美国大夫的治疗，“倾心2007”丈夫病情得到控制。治疗结束后，美国的医生不仅给中国医生写了一封详细介绍病症和治疗情况的信，还列了一张表，通知他们每3个月、每半年、每两年、每5年要做的各项检查。医生还留了邮箱和电话：“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我也会继续跟踪病人的情况进展。”
也有医生指出，如果在国内，“倾心2007”的丈夫最终也未必会经历手术。因为手术前的一系列检查也会显示，他所患的肿瘤只需放疗。
如今，不少中国大夫也在进行努力改变现状的尝试。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潘战和会在上午的查房工作结束后，找来病人家属沟通病情。
当病人不理解为什么癌症在接受手术以后还需要放化疗的时候，这位医生会把癌细胞比喻成桌面上的灰尘，而把手术比做一块擦掉灰尘的抹布。“抹布一擦，灰尘表面上看就没有了，但实际上我们看不见的细菌还存在在桌面上，这时候就需要继续消毒”。
“一些知识比较缺乏的患者，表面上看起来医生说什么他们都点头，但实际上都没有听懂，只有给他们解释明白了，患者依从性才会更好。”潘战和说。
余可谊也记得，在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一位老专家会对每一位进入诊室的患者说“您好，请坐”，甚至会亲自起身拉开凳子。他自己也会为每位就诊的患者留下名片，上面不仅有他的微博、微信账号，还有一个手机号码，患者几乎可以随时与他沟通。
“我希望了解我的患者治疗以后的状况，而不是在他们有疑问时没有办法及时沟通，但这就要占用我私人的时间。”余可谊话音刚落，就不得不接起手边一直在响的电话，一位办理住院遇到困难的患者向他求助。
“但如果在国外，有些工作应该由医生的助手完成。好的医疗服务必须要加大人力投入。”接完电话，余可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