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差阳错的第一家西医馆

    几间病房，40张病床，再加上一块“新豆栏医局”的招牌，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西医医院开业了。

    这是由耶鲁大学医院博士伯驾（Peter Parker）所筹建。1834年，这个美国小伙子启程前往广州，心中想必充满了澎湃庄严之感。对这位基督徒来说，传播福音才是正途。

    然而，这位训练有素的牧师带着宗教使命抵达清末的中国，却走出了一段阴差阳错的轨迹。他视自己为传教士，后来又从事过外交，甚至一度成为驻华公使，而百余年后人们记得他，只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医学做出的贡献。

    这并不意味着伯驾的工作开始得有多么顺利。新豆栏医局开业首日，无人上门求诊。第二天，有人壮着胆子来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女子：饱受眼疾折磨，完全没钱看病。

    这是当年西医常常遇到的场景。70年后，另一位在长沙办西医医院的医生胡美还会收到中国友人的告诫：“要是有母亲把不省人事的孩子带去你的诊所，那她肯定是实在无计可施了。”一位重症患者死在胡美的诊所里，胡美与助手不得不多花一大笔钱帮患者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才避免惹祸上身。

    好在，广州的新豆栏医局免费为人诊治。这倒不是说伯驾医生很有雷锋精神，只是他开办医院的目的就是传教，巴不得能令多点患者接触上帝的福音。况且他有着精湛的外科技术，不光能做白内障切除等眼部手术，还能帮人截肢、切除脓疮和肿瘤。他还将西医的麻醉术引入了中国。见到如此先进的专业技术，百姓们还不得对上帝的荣光笃信不疑？

    甚至有一回，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子上门求医，听医生建议他切除手臂，吓得死活不答应。最后，医生拿出50块银元，“求”他接受截肢手术，否则生命堪虞。所幸男子术后痊愈。

    医院开业3年后，伯驾与广州的一些洋医生共同成立了“中国博医会”，并开始教导3名本地年轻人学医。

    此时，他已深为中国病人所信任：“医院门口那些妇孺从头天晚上就聚集在门口，为了尽早挂号等上一夜；清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轿子大排长龙，有仆役、马夫随伺在侧的官员与士绅摩肩接踵。”

    可在内心深处，这位有名无实的“传教士”一直感到无助：“我对于罹病和濒死的华人兴趣日深，全心学习中文，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违背了训令，始终以行医为重，不知如何脱身。”

    他还记得离开美国前，教会的千叮咛万嘱咐：“医生或科学者的角色备受尊重，也有助于宣扬福音，但千万不能以此取代或凌驾你宗教导师的身份。”当伯驾真正以精湛的医术被中国人接受后，他发觉自己在忙碌的医疗工作中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

    他帮林则徐治好了疝气，并应这位官员之邀，为鸦片上瘾者开出了戒烟的药方。不久之后，林则徐致书维多利亚女王，恳请她阻止鸦片贸易。这封信，也是伯驾帮着审阅的。

    后来，伯驾还帮林则徐翻译了《万国公法》中的若干章节。这位耶鲁神学院毕业的牧师，现在不仅是广州名医、官员高级顾问，还是一位中国难觅的国际法专家，唯一没来得及开展的工作，就是他从少年起最炙热的理想：传教。他感到了“无法置信和绝望”：“那些人毫不犹豫，放心把肉体交给我治疗，但我无法触及他们的灵魂”。

    也许终其一生，这位为中国现代医学打下基础的美国人都不曾真正理解当地的人民。他可能没有注意过，当地人夸奖他，也是赞其护理病患细致超过了孝子侍奉父母。何况鸦片战争后，整个19世纪40年代，反洋人与反洋教的运动都不曾在广州平息，华人士绅的告示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天朝子民对外国人态度：“务必要剥尔之皮，食尔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在中国的最后10年，伯驾投入外交工作中。他参与谈判并草拟了中美《望厦条约》，这部条约令美国兵不血刃就拥有了英国在中国攫取的权益。他把医院交给了教会同事嘉约翰，自己则走马上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并敦请大清政府“修改向鼓之政策，组织一个能满足人民需求、符合19世纪进步潮流之政府”，并且希望英、法两国与美国一起向清政府施压。

    这回，别说中国皇帝觉得此人“冥顽不化”、“心怀叵测”，连英国外交官都觉得这家伙“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了。

    美国公使当了没两年，怒气冲冲的伯驾就被总统召回。他的传奇至此戛然而止，之后不过是在华盛顿赋闲多年，直到去世。

    1888年，伯驾与世长辞，他逝世那天恰是“中华博医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这半个世纪来，博医会下属的各个医疗机构已经为超过100万名中国病患提供了医疗服务，伯驾交给嘉约翰的医局已改名“博济医院”，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其下属的医学院，不仅走出了中国的第一代西医群体，更因崇尚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培养出康广仁、孙中山等新青年。

    谁能想到这样的结局呢？外交官或是传教士的风光都随风而逝，唯有在他作为医生所留下的事业中，一批“新青年”已作好了改变中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