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忧患意识”不是为一己的小我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9月9日在北京去世。今年5月，《汤一介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身为皇皇巨著《儒藏》的总编纂，堪称季羡林去世后中国唯一的国学大师，汤一介在去世前不久有了自己一生中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文集。

    《汤一介集》收录了汤一介初入学界至今的著述和演讲，全面展现了其思想轨迹和学术贡献，也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该文集共分10卷，为《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早期道教史（增订本）》、《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思考中国哲学》、《面对中西文化》、《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

    《汤一介集》编辑王琬莹回忆，出版社从2007年开始与汤先生商议选题，从2009年开始陆续定稿，直到今年5月才正式出版。“汤先生非常认真地对待编辑提出的所有问题，无论是大的宏观问题，还是小的一两个字的斟酌。”王琬莹说，“在编《早期道教史》卷时，涉及《老子注》，这在历史上版本非常多，出入较大。汤先生就会把所有的版本都亲自核查一遍。”

    “汤先生的治学严谨绝对不是空话。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即便在住院期间，对书稿中的疑问都认真对待。”王琬莹说，“我们和汤先生交流，就像学生与老师。作者认真，会让编辑也更认真，这样才能对作者负责，对书负责，对学术界负责。”

    在书的前言中，汤一介自述因为年轻时喜欢读中外文学名著，从而对人生、社会产生很多疑问，于是在大学选择了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

    《汤一介集》第一卷收录了作者在“文革”之前所写的已刊或未刊论文，表现了一个中国学人因受极“左”思潮影响，想当“哲学家”而最终只能做一个“哲学工作者”的历程。汤一介曾说：“当时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一是教条主义批判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汤一介又自动或被动地卷入。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的导师萧萐父与汤一介是好友，郭也曾听过汤一介的课。他评价道：“最有意思的就是第一卷，极‘左’时代的哲学论文‘立此存照’。作者坦然面对，也深刻反省，包括反省自己曾参加过‘梁效’（记者注：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的写作班子。”

    在前言中，汤一介不无遗憾地写道：“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郭齐勇最先读且最喜欢读的是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散文与随笔》。“散文与随笔最能反映出作者的心灵，内容涉及他的家世、人生、爱情与友情。”汤一介形容自己与妻子乐黛云的关系如同“儒道互补”：“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这也许和她有苗族人的血统有关。”

    郭齐勇回忆：“汤先生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他最早出国，把海外学者及其学术引进国内。记得1985年初，我出席了汤一介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亲耳聆听了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专家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及来自海外的魏斐德、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等先生的演讲。” 

    汤一介对学术的态度是开放和反思的。他在《不要把“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等同起来》一文中说：“继承五四的精神是要继承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不是要继承过激的东西，不是继承对我们传统思想进行全盘否定的东西……不继承传统就等于说它要失去了文化上的主体性，这个民族就成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他在《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一文中写道：“在弘扬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要继续学习西方，西方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学……后现代某些思想，可能和前现代相通。比如我们前现代的‘天人合一’与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是一共同生命体’的思想，可以有相通之处。”

    在《我为什么而活？》一文中，汤一介回忆了从小到大的经历和所读的书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