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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金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不紧不慢，不抽烟，只是吃饭时偶尔喝杯啤酒，在周围很多人眼中，藤田和芳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而这样一个温和的人，一生却与两场“革命”联系在一起。
年轻时，他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幻想着“主导颠覆世界的革命”。后来，他又想用一根“萝卜”在日本掀起一场“革命”。30多年后的今天，他试图将这根萝卜引发的“革命”传到中国。
作为“日本有机农业教父”，藤田在中国也拥有众多拥趸。去年，他的中文版自传在北京发布时，著名学者秦晖为其站台。83岁的学者资中筠毫不讳言：“我常说，我是藤田和芳的粉丝。”
藤田访问中国不下20次，与之前不同的是，他现在更像一个“传道者”——推广一根“特殊的萝卜”。“它很小，泥土味的，也很常见，”藤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萝卜只是一个符号，我想用有机农业改变世界。”
至少，他已经改变了日本农业。从1975年成立“守护大地协会”，藤田不断帮助日本农民生产、销售不使用农药的蔬菜，推广环保、可持续型的农业。“他缔造了日本有机农业全面振兴的传奇。”有媒体评价说。
但在藤田自己看来，不过是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回到那个“蚯蚓和萤火虫还未消失的世界”。数十年前，日本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消灭了病虫害，使产量倍增，但给藤田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爱吃的萝卜尽管外形白净漂亮，却变得寡淡无味。
一次，他在日本水户吃到一根用有机农法种植的萝卜，形状歪歪扭扭，但一口咬下去，口感极好，甘甜水润，还带着辣劲儿。可惜的是，丑陋的蔬菜大多烂在地头，即便好吃也难以在市场贩售。
“这么好吃的东西白白浪费，实在没有道理。”这样一种朴素的感情冲动“带着我们走过30多年。”
他希望帮助农户将这些萝卜推销出去。农民们很没信心，可菜卖得远比想象中的顺利。如今，“大地协会”已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之一，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和近10万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藤田本人也被日本《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100人”。
这个社会企业家，曾试图掀起一场社会风暴。日本也曾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左翼思想风潮。藤田是左翼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反对大国主义，谴责社会不公。但是，大学毕业后，他只供职于一家出版社，成为小小的一个齿轮。每天的生活规律而平淡。
“在进退两难中，我们抱着美梦破碎、湮没于世的自虐意识打发这日子。”藤田在自传《一根萝卜的革命：用有机农业改变世界》中反思道，“自己都处于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想要改变世界更无可能。”
但是与藤田郁闷的日子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正走入一个“如过节般的浮华时代”。工厂烟囱肆无忌惮地喷着浓烟，农村也在经历着以广泛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效率革命”——“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种植模式被抛弃，转向更高效的“近代农业”。
国家的面貌与藤田儿时家乡的样子完全两样。“那时候，每天我都到山上、河边去玩。”藤田说，“有时我钻到河边的大蒜田里挖大蒜，在河里洗干净后，就着随身带的大酱吃。”
仅仅时隔10多年，日本媒体上“毒气研究中产生的肥料、矿物质让粮食增产”的报道已经让人见怪不怪。报道里有个主人公高仓曾是一名二战军医，他发现家乡四周漂浮的农药异味和自己研究过的毒气极为相似，开始逐个说服他们放弃使用农药。
高仓的固执，让年轻的藤田和芳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从学生运动到后来推广有机农业，藤田觉得与自己的追求一脉相承。
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已经被贴上“社会运动家”标签的藤田和芳，被讥讽为丢了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活动家”。
他和当年的学生领袖们，继续沿用“革命”这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词，准备发起一场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藤田说：“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
但是，他准备采取一种温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一根萝卜、一块土地开始，用这些细微的事情来促成最后的革命。
“我是个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体，”藤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有时候也发脾气，但我愿意接触更广泛的东西，建立更广泛的价值观。”
有两本书，促成了藤田和芳的这种转变。一本是1973年出版的《小即是美》——它提倡摒弃以物质为中心的既有经济学，代之以人类为中心的新价值观的经济学。还有一本叫《复合污染》的畅销书。
藤田试图推广一场“价值观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对日本种植业的革命。
“革命”的开始，可谓步履维艰。最窘迫的日子，守护大地连购买一台暖炉的费用都承担不起。那时候，藤田和芳意识到，“倡导社会运动首先要学会自立”，“无论高举多么崇高的理想旗帜，靠着别人的钱或者国民缴纳的税金来搞运动只是一种任性，也坚持不了多久。”
发展至今，整个日本有机农业的坚定支持者，也只占总人口的5%，但正是这“5%”让日本政府的政策作出了调整。日本颁布了有机农业认证标准，《有机农业推进法》也正在实施。
学者袁凌积极评价了藤田和芳的转变。他指出，藤田和芳经历过理想的幻灭，由一种抗议批判式的关怀，转为倡导性参与……这离当初藤田登台抗议的姿态很远，也不同于其后的出版职业角色，却使得超越式的关怀回到了地面，获得了根基，避免了虚无。
从1983年担任守护大地的会长，藤田已经带领这个曾风雨飘摇的组织走过了31年。经常有人问藤田，守护大地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藤田总是回答：“因为我们经营的是好吃的东西。”许多人以为他在开玩笑，藤田却严肃地讲：“我说的是事实！”
藤田带着团队在泰国推广种植有机大米，在巴勒斯坦推广有机橄榄……他还以农民为教授，以田野为校园，以农家为校舍，建立起一座“亚洲农民元气大学”——虽然在日语听起来像“傻瓜大学”，但藤田和芳不以为然。
“这个名字就带着嘲讽教育系统权威主义的色彩，”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学。”藤田介绍，目前亚元农大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学生老是毕不了业，原因是——大多学生都留着不想走。
早在2009年，藤田和芳就决定与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NGO“富平学校合作” ，将“大地”模式推向中国。“中国的情况和几十年前的日本十分相似，比如超标使用化肥和农药等，”藤田皱了皱眉头，“但是，当初日本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稍微好些。”
有媒体指出，当前中国一些农民种两块田，一块种了留给自己吃，另一块产的东西卖给城里人。即便中国近年来有机农业有所发展，但是消费者仍会担心里面是否真的没有化肥、农药。
事实上，在访问中国的城市时，藤田就已经发现，一些消费者虽然在这里购买比普通蔬菜价格高出2～10倍的“有机产品”，但对这些高价蔬菜的安全性仍然半信半疑。
“从守护大地的经验看，种菜和卖菜并不难，投入心力最多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信任关系。”藤田表示。
学者秦晖在读过藤田的自传后表示，在日本，藤田通过有机农业促进信任；可是在中国，因果顺序却被颠倒，中国更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的信任机制，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也觉得，在中国，藤田和芳的有机农业运动，更需要掀起另一场“革命”——重建信任。
藤田说自己的一个梦想是实现全家一起务农的“家庭农场模式”，并让这一模式能够在中国农村扎下根来。“要实现这一梦想，仅凭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藤田表示，“农民必须与消费者联结到一起，形成共同利益。”
对此，藤田自己要乐观得多：“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最大诉求就是吃到安全的食品，在中国发起一场有机农业革命是可能的。”
关键是，在藤田看来，将“一根萝卜开始的革命”在中国复制，最终是要把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送到消费者手中，让消费者花心思和时间去处理有虫洞的萝卜叶，清洗萝卜上的泥巴——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享乐花哨的生活方式”。
立志在中国推广有机农业的藤田和芳，从50多年前就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在他上大学时，日本刮起左翼思想风潮，他常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收听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日本的各位，这里是北京放送。”
藤田更为热爱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据说每次聊天喝酒必谈三国志，“简直就是三国的一本活字典”。一次，《一根萝卜的革命》的译者问藤田三国里面最喜欢谁？藤田先生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关羽是我最敬佩的人物，可是，能成大事的还是曹孟德啊！”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