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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2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939期

你的正义和我的正义

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9月24日   12 版)

    一个小小的骑象人待在一头庞大的、充满力量并且十分聪敏的大象身上,骑象人往往觉得自己在掌控全局,但事实上,人类思维的99%都是自发和无意识的过程。

    乔纳森·海特在发表演讲。

    与生俱来的道德之心,为什么会引着人类陷入坚信“我对你错”的分裂泥潭之中?

    当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动手写自己最新著作的时候,他心里想到了遥远东方的孟子:“孟子真是一个天生的、出色的道德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理解,道德存在于我们的内心,需要被浇灌成长。”

    没错,道德!心理学界的最新发现是,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

    “乔纳森·海特应该算是第三代道德心理学的领军人物。第一代心理学家把道德当作‘超我’控制‘本我’的工具,第二代人从教育的角度讲述道德如何形成,我们这批人是第三代。”与海特相识十余年的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哲学家在书斋中思考不同,心理学家是要做实验的,有数据,有证据,有误差,有统计……”

    大量实验的结果印证了孟子的一句格言。在海特最新的著作里,他尝试着把道德的特征描摹出来:道德不光会生长,还是有味道的。就像孟子在2600年前说过的那样:“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理义对于心灵而言就像好吃的肉,这一块道理有牛肉的质感,那一块准则是羊肉的口味。而喜欢牛肉与喜欢羊肉的两大阵营可能出现拉锯战,大抵就像中国的甜咸粽党之争一样不共戴天——真不是开玩笑,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点,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所有正义的群体中,每一个正义的心灵中”。

    就像网络上总会爆发舆论大战,现实生活中,每个国家不同政见、不同宗教、不同族裔的群体之间,也总有调停不息的矛盾。这事儿看上去如此无解,以至于海特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还能好好相处吗?”

    他的新书名为《正义之心》,副标题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觉得“我对你错”?

    读了这本著作之后,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周濂冒出这样的念头:“也许,比起公共说理训练,我们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情感教育和直觉塑造上。”

    “海特的研究其实就是说明了,道德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者说教,而是有形的、确实存在的。”在清华的办公室里,彭凯平摇着头说,“但在国内,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

    “请判断故事里的人是否做了不道德的事”

    海特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是从一堆堪称奇葩的提问开始的。“请判断故事里的人是否做了不道德的事”,比如:

    有一户人家的狗在家门口被撞死了。他们听说狗肉很香,所以就切碎了狗的尸体,煮了当晚饭。没人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一个女人清理橱柜,发现了一面旧的美国国旗,她现在用不着它了,所以就将它剪成块,用来擦浴室。

    甚至是:

    有个男人每周去超市买一只鸡。但在烹饪之前,他先和这只鸡交媾,然后再煮了吃掉。

    写下这些稀奇古怪的情境时,海特刚满24岁。这一年,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开始以“道德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这家伙是非常聪明,非常健谈,非常潇洒,非常自信的一个人,长得很精神。”彭凯平这样描述他所认识的乔纳森·海特,“他较真儿,但也很善良随和,尊重所有的人。我们都相信,维护真理的方法是大家互相讨论,而不是你掌握了权、钱,有了地位,就掌握了真理。挺难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关注的还是学术。”

    研究生一年级时的海特面对的问题是:道德从何而来?

    他所编撰的事例都是在有意识地触动人们心里某根关乎“恶心”或者“不敬”的弦。事情都在私底下发生,没有其他人会因此受到冒犯或伤害,那么,人们还会觉得这件事是不道德的吗?

    “我在耶鲁读了本科。大多数美国顶尖高校里的学生都是左倾的自由主义者,我也不例外。”海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可以想象与自己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对这些问题会有什么反应:他们认为世界上遍布着独立的个体,而非各种关系;他们相信权利、自由与正义,只要不伤害他人,不欺骗,他们不会过多干涉他人的生活。

    毕竟,狗或者鸡本来就死了,再说,人们有权处理自己家狗的尸体,或是超市里买来的鸡肉,不管怎么想,这些行为并不伤害他人,也不伤害权利、自由与正义,对吧?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里,就像海特所设想的那样,学生们尽可能理智地思考着:“那是他自己的鸡,他吃那只鸡,又没人因此受到伤害。”尽管大多数人都表示如果看到这样的行为会深感恶心,依然有73%的学生能容忍这只鸡的故事。

    不过,这是海特遇到的唯一一组理性主义者。

    只消离开校园向西走上四五个街区,就没什么人能心平气和地与海特讨论了。几乎所有人都会在听到问题后长时间地停顿,然后不可思议地瞪着他。

    更要命的是,海特还要求受访者详细回答为什么觉得故事“不道德”。因此,他往往会被对方用看外星人一般的眼神瞪着:“你不知道对一只鸡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吗!还要我来跟你解释原因?你是火星来的吗?”

    道德只是一种抽象的规范、是一种来自“好人”的说教吗?如果是这样,怎么解释那种挥之不去的“不对劲”的感觉呢?

    “道德行为是人的一种行为,科学家们必须作出观察。实验也是一种方法,然后用数据来证实或者证伪。”彭凯平这么解释道德心理学与道德哲学的不同。

    至少科学家们能够证明,在还没学会语言和理性思考的时候,孩子的心中就已经有了类似道德判断的萌芽:6个月大小的婴儿,就已经更倾向于伸手抓住在木偶戏中乐于帮助他人的角色。

    对更大的孩子来说,“对”与“错”的概念也不是光靠后天的教育就能领悟的。心理学家曾经设计过一系列的道德难题(比如“一个叫海因茨的男人可以闯进药店偷药去救他垂死的妻子吗”)去测试各年龄段的儿童,结果发现孩子们自己会随着成长发展出对善恶的理解。也就是说,没长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家长跟他解释一百遍也没用;但当孩子的头脑准备好了,可能只消跟小伙伴在一块儿玩一圈游戏,就能理解“公平”、“正义”是怎么回事儿了。

    似乎就像孟子说的那样,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出自天然。

    但接下来的实验却显示了,这份与生俱来的道德之心,会引着人类陷入坚信“我对你错”的分裂泥潭之中。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骑象人待在一头庞大的、充满力量并且十分聪敏的大象身上”

    在乔纳森·海特的实验中,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为了否定这些故事,有38%的受访对象坚称:一定有人因那些荒诞的行为受到了伤害。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人们能找出各种理由。

    比如在与狗有关的故事中,很多人说,这家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因为吃狗肉会生病。还有人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想想,然后不甚坚定地说:“也许扔掉国旗后,女人会有罪恶感?”“也许邻居会看到她剪国旗,并且感觉受到了冒犯?”

    这时,采访者会“温和地追问”:“故事里说没人看到,那你还会觉得她剪国旗是错的吗?”

    没有例外,受访对象一定会坚持自己最初的判断:“这是错的,我知道。”只要采访者接着挑战他们给出的理由,大多数受访者都能找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由去支持自己的看法。

    被逼到没路可走时,甚至有人回答:也许碎国旗放在浴室里,会不小心把马桶堵了呢?

    总结了1620位受访者的答案之后,海特有了一种感受:“这些受访对象绞尽脑汁地推理,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为了找理由支持他们的情感反应。”

    他将这种状况称为“道德之愣”。

    在后来的著作中,海特使用了“大象”与“骑象人”来比喻人类的心理——大象指人类的情感、直觉,骑象人则指人在脑海中推理、思考的过程。

    “那是一个小小的骑象人待在一头庞大的、充满力量并且十分聪敏的大象身上。”海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象背上的骑象人往往觉得自己在掌控全局,但事实上,人类思维的99%都是自发和无意识的过程。”

    在海特最初的实验中,这种情况已经很明显,“往往大象下意识地往哪儿走,骑象人就一路拼命为它找补理由”。

    几年后,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教师的海特更深地了解了情感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

    这次实验前,他们对受测者进行了催眠,使其无论何时听到某个词都会感到厌恶。海特选择的词是“拿”(take)。比如这样一则案例:“一个自称与腐败抗争的国会议员,却从烟草游说团体那里拿贿赂。”不出意外,在所有他准备的6个故事中,只要出现了这个催眠密码词,用不着提供任何新的信息,故事中的主人公就会得到更严苛的评判。

    真正出乎他意料的是第7个故事:一位名叫“丹”的学生会主席,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课后讨论安排时间,他会“拿那些吸引教授和学生的话题作为讨论的主题”。

    这个故事中没有任何违背道德的情节,海特原本希望最后这事例能帮他证明人类的情感影响有限。结果是,三分之一的受测者谴责了这位倒霉的学生会主席,比如“他就是个追求名望的小人”,“我不知道,他看起来就是别有用心”。

    “数百年来西方哲学一直崇尚理性,怀疑激情……在本书中我将这种备受尊崇的论调称为唯理论错觉。”海特在《正义之心》中下了结论。

    现实中的那些实验,让他想起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留下的名言:“理性只能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侍奉和服从激情,不能假充自己尚有别的差事。”

    甜粽子别想改变咸粽子,民主党也别想说服共和党

    今年8月,在与经济学家汪丁丁的一次公开对话中,哲学系副教授周濂提到了自己正在读乔纳森·海特的著作《正义之心》:“书中说每个人看到一个事件或者一个词语,都会立刻作出直觉性的判断和情感性的反应,然后才是道德上的推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观察。”

    读了这本书后,周濂想起了小时候的某一天,他家所在的三线厂大喇叭突然开始播放低沉悲痛的悼文。母亲把正和小朋友嬉闹的他一把拉回屋里,郑重其事地叮嘱道:不准在公共场合大笑出声,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现在想来,母亲给出的,不就是一个基于直觉性和情感性的理由吗?虽然孩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能感受到在“慈祥的奶奶”去世时嬉笑玩闹的不妥。

    “海特修改了休谟的表述,他说‘理性是激情的仆人’,这种表述更柔和。”周濂对记者说,“我们首先会在瞬间产生一个直觉性的、情感性的判断,而后面的说理,其实是对这直觉判断的辩护。这是我读书后感到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仔细想想,他能找到童年生活中许多类似的称呼,都有着难以剥离的感情色彩。除了慈祥的宋庆龄奶奶,还有敬爱的周总理,万恶的旧社会,腐败的国民党,乃至“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

    体会到自己内心“大象”的存在,又联想到这头“大象”的庞大与聪敏,周濂“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永远都无法说服某些左派朋友”:“我们今天在公共平台上常常出现一种现象,你会发觉你通过讲道理本身,似乎很难改变一些人的观念。公共说理的限度,在这本书中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表现和很好的解释。”

    在书里,海特引用了一段休谟的话来说明这种现象:既然争辩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经由推理得出的信条,那么,对任何一种逻辑抱以期待(逻辑无关情感喜好),并希望它能够促使人们信奉更合理的原则,都将是一场空。

    这听起来有点令人沮丧,却是人类在进化中早早就写下的特征。

    “偏激的观点往往比平和的观点更容易占上风,这是人的心理使然。心理学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偏激共振’:一个观点说出来,经过一群人内部互相讨论后,会不断得到加强;中庸的观点则一下就被抛弃掉了。”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补充了一种心理学现象,“比如一群人讨论股票,本来大家都是多少有点倾向于投某一只股票,结果一讨论,互相印证,互相增强信心,就投得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投资俱乐部里的人,经常一起犯很大的错误。”

    “所以我常说,优秀的心理学家都会有‘菩萨心肠’,因为我们太了解人性的弱点,也同样知道人性的伟大。如果你觉得唯有自己掌握了道德和真理,就很容易把别人的一切都看作不道德的。可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一个好人为什么会犯下错误?一群聪明人聚在一起为什么也能做出看起来愚蠢的事情?现实中,这一类事情太多太多了。”

    不论是乔纳森·海特,还是彭凯平,更常见到的现象都是“我们的正义之心如此轻易地就转变成了争斗模式”。

    2008年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时候,海特被热心读者来信臭骂了一顿。

    事情缘于他给一个科学网站撰文《是什么促使人们投票给共和党》。文中说,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心理学家们通常认为,反对变革的共和党支持者之所以显得保守,是因为他们被过度严格的父母抚养长大,或者是因为害怕新鲜和复杂的事物,等等。但,作为民主党的支持者,海特想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共和党支持者与“我们”一样真诚。

    事实上,海特在文中提出的,是他对“道德”的新思考:既然道德观念不适合以理性来归类,那也许该按照“情感的味觉”分类。

    对像海特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就像有些人喜欢吃甜粽子一样,他们的道德观对“关爱”与“公平”的味道更喜欢,因此,他们团结在这两种味道的旗帜下。而保守派有着不同的味觉:他们是“咸粽党”,更看重“忠诚”、“权威”和“圣洁”这三种道德品质的味道。因为道德感知不同,双方都觉得对方门前那堆粽子的味道没法忍受。

    无论如何,把口味不同的人视作被童年阴影造就的怪人,完全没法解决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海特建议民主党人学习共和党的宣传方式:别再尝试用理性的概念去打动人,试着让自己在情感上变得更讨人喜欢一点,在“圣洁性”这些方面缩小与保守派的差距。

    文章发表后,他收到了一封标题是“抬头看,蠢蛋”的邮件:

    “我投票给共和党是因为我反对其他人(有权的人)拿了我的辛苦钱去给一个不事生产、靠福利度日的单身妈妈,她们生出的毒瘾娃娃就是未来的民主党。就这么简单……你这个读书读太多的‘哲学家’,双手都没沾过泥,靠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并给出‘合理’答案就能领到工资……去掉一点酸气吧!去读一读荣格!”

    被骂的海特,自己倒是觉得挺乐的:果然是一封洋溢着道德感的批判信!

    生活在不同的“道德矩阵”中,至少不能是充满道德感的“我正确,你错误,我得把你消灭掉”

    “人类进化的奇迹就是我们发展出了道德的矩阵——一种小团体内人人心照不宣的错觉。在同一个矩阵内,人们对‘什么是对’与‘什么是错’,‘每个人的义务’以及‘如何才能一起合作’有着共同的看法。”海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自己的发现,“没有其他任何的动物能够像我们这样发展出标准和信念。”

    这也是在实验中观察动物行为的发现:没有两只大猩猩能够共同执起一根木棍,尽管他们的智商和人类小孩的差不多。

    海特相信,正是因为人类有这种同一个族群、团体共同分享道德矩阵的特性,我们才得以在进化中发展出各种独特的文明。

    只是现在,似乎很少人意识到,身边的其他人可能生活在与自己不同的“道德矩阵”中,从来就习惯于品尝不同味道的“粽子”——那可远不止咸甜两味。

    基于心理学,“人们更愿意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已经不是新闻了。在一项实验中,如果受访者相信看见字母会令自己得到更多好处,那他们就更容易把电脑屏幕上一闪而过的“I3”图案认作大写字母B而不是数字13。

    如今,人们加强自己信念的方法比任何时代都更多:搜索引擎已经能在手机上运行,只要我们愿意,就能随时随地召唤一组科学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I3”都能因为心理的偏好而被看成不同的字,那面对生活百态,如何想象,各自处于不同道德矩阵的人将会得出多少不同的观点?

    作为心理学家,海特可以推测,在中国,肯定有许多种不同的矩阵:“在幅员如此辽阔、变化这么迅速的地方,一定会有许多个互相矛盾的道德矩阵: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矩阵,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矩阵。当然,矩阵也存在于那些对政治有不同想法的人之中。”

    他的老友彭凯平将这些矩阵概括为“有钱的人觉得自己有道理,有权的人也觉得自己有道理,没有钱也没有权的人一样觉得自己总是对的”。

    彭教授对这种现象并不觉得奇怪:“大家都觉得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这其实就是‘正义之心’的一种反映。”

    但他有时候会觉得,国内网友面对争论时的绝对化倾向,要比其他一些国家更普遍:“人人都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和道德,可能跟我们这么多年强调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教育方式也有关。你看我们的小学中学教育,都是让学生作出一个正确答案来。而且我们注重培养的是革命意志、斗争精神,任何事情,往‘对’里说绝对了就一定好,委婉了就觉得你立场不坚定……结果造成了我们即便对婚姻这种完全的个人问题,都能有很多决绝的行为和评论。可是生活中,大多数事情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啊。”

    海特在书里打了个比方:道德的风味并不单一。

    “人们不会随意采纳某种意识形态,也不会轻易吸收所有观点。”海特在他的书中写道,但一旦加入了派别,陷入早已编织好的道德矩阵内,则他们眼中所见的,可能都是对本派别叙事的进一步证明,“如果你站在阵营外与他辩论,那么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将异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触到道德心理学这一最新的成果之后,周濂开始相信,比起公共说理,可能更应该加强对普罗大众的情感教育。彭凯平则认为,国人需要更多的心理学教育:“至少了解人类的本性、人情是怎样的,多点大度之心。”

    “了解了人类的这些本能,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相对民主的讨论机制。这里所说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避免‘偏激共振’,当我们在思考和讨论问题、作出决断的时候,得尊重不同的声音,尊重事实与证据,心平气和地寻找解决方案。”

    他总结说:“至少不是充满道德感的‘我正确,你错误,我得把你消灭掉’。”

    跳出自己的矩阵,用“一颗不愤怒的心”审视各种群体对道德的独特口味

    乔纳森·海特最终在印度体会到了不一样的道德的滋味。

    那是一次为期3个月的研究项目,他在印度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地大学里的朋友为他招募了一支热心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还提供了一间带厨师以及仆人的公寓。为了做研究,海特远离了西方人的小团体,天天都与印度人待在一起。

    很快,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他与男人们一起用餐,看着他们的妻子安静地退守厨房;他被告知对仆人要严厉一点,不需要为他们的服务道谢;他眼睁睁看着人们用很脏的水做饭洗澡,因为那些水被认为是圣水……

    简而言之,这个“自由派无神论者”陷入了一个性别隔离、等级分明、信仰虔诚的社会,“如果他们是美国人,我一定讨厌得要命”。回忆起在印度的经历,海特庆幸自己还记得一点:“可我去那里就是为了解当地人对‘道德’的观念,所以我选择了听他们说话。”

    一切看起来都与他的观念背道而驰,但当地人的友好、热情让海特内心的“大象”转了个弯。象背上的“骑象人”渐渐接受了这些不同:在一个“家庭”比“个人”更重要的社会,人们最需要的美德,是谦逊,尊重长者、神祗与客人,保护从属者,承担起自己在大家庭中的责任。

    这是海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一个强调责任、服务于群体并且否定个人欲望的道德模式,也有其美好之处。

    在印度3个月后,海特登上返回芝加哥的飞机。他记得,机舱里一个响亮的声音,带着自负的美国腔嚷嚷着:“喂,你来告诉他,这是我座位上方的空间,我有这个权利使用它!”

    “真讨厌!”海特居然不由自主地冒出了这样的念头。

    这一刻距离他对“道德心理学”产生兴趣已经有10年。他终究意识到,那些与自己政治观念不同的人,也可能有着与自己同样的真诚。他们支持他所不喜欢的“口味”,并不意味着智商有缺陷,或者是童年阴影——一旦真正理解了对方对事物的观念,也许会发现,它们对自己也是适用的。

    如今,乔纳森·海特依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觉得自己已跳出了从前的道德矩阵,能够用“一颗不愤怒的心”审视各种群体对道德的独特口味了。

    他希望自己的阐述,能够给人带来与那趟印度之旅类似的效果:“道德心理学,就好比电影《黑客帝国》中的红色药丸,它能够让主人公周围的道德矩阵融解,令人在破除了错觉后,足以一眼看到不同族群(包括自己所在的那个)如何与其他人辩驳、战斗,它能够帮助人们去理解他们的对立面,同样,也更理解自己。”

    “希望中国读者能理解其中的概念与隐喻,进而利用它们去建立了解彼此的桥梁。”海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海特清楚地记得当年在耶鲁校园里初生牛犊一般的自己:“那个家伙,他可固执了——没人能说服他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且他总归有法子驳斥对方的论点。”

    那时候,他还觉得在自己同胞中占40%的保守派,是一群难以理解的“怪物”。

    如果有机会能与当年那个能言善辩的小伙子“重逢”,海特想试试让他接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我想带他去见见一些友善又爱思考的保守主义者,让他了解或者喜欢上一些跟他想法不同的人。关系可以打开心扉,而一颗开放的心才能开启思维的大门。”

    “戏谑”如孟夫子后人关于甜咸粽子之辩,乃至“严肃”如左右政治派别之争,要想取得共识和进展,最先转变的,还得是心里那头聪敏又有力量的“大象”。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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