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请超越30年前的我们”

    1984年，中国改革处在“找路”的关键时期。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一群中青年学者自己发起、组织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学术讨论会，为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上，它被称为“莫干山会议”。

    30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2014年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此时再上莫干山的青年人，从哪里来？他们怎样关注和讨论中国改革？

    “别喊我老师，我们都是年轻人”

    “莫干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在沉寂了28年后，它从2012年起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

    代表名单上，一些是国内外顶尖的各界学者专家，群星璀璨；另一些名字后面，不乏“讲师”、“大学生”这样的身份介绍。

    有一位年轻学者在记者称他“老师”时，马上说：“请别喊我老师，我们都是年轻人。”

    1993年生的徐悠优，应该是这次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这名“90后”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大三女生，参加的是“农民工体面生活的制度保障”青年圆桌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承办。

    徐悠优曾经“潜伏”在深圳一家工厂数月，深入调研城镇化中的农民工问题。大部分参会的青年都有这样的实践经历。

    “我一开始走进工厂宿舍时，所有女工都对我很冷漠，因为她们不知道我何时会走，不愿意投入情感。但后来我发现，一谈到具体的加班工资、休假问题，她们就会很激动……”说起农民工的生活和问题，她的眼神就亮了。

    她和伙伴们对政府部门的建议是：完善并落实女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降低女工生育保险准入门槛；简化申领生育保险时的各项手续；简化异地生育报销手续；建立更便利的生育津贴领取制度。

    莫干山对青年的“魔力”

    想上莫干山，也并不容易。

    会务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接待能力有限，他们曾与一个青年分论坛的承办组织商量：“能否减少几名与会人员？”

    但他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回复：“我们带来的问题关系到城镇化中的上亿人。我们愿意4个人挤一个房间。即使打地铺，也要上莫干山！”

    小小莫干山，为何对青年有如此大的“魔力”？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潘姿，在分论坛带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转型期国家，税收道德感是如何形成的”。

    “很多人曾给我很泄气的评价，都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谁会愿意交税？”这位面容清秀的青年女学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但我还是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在大会上发言，即使被人打断，我也要讲下去！”

    “现在太多会议都是形式主义，没有讨论、辩论、争议，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北京大学法学院青年教授凌斌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也就是因为留下几张照片，才记得自己来开过这个会。”

    “比起几百人参加的大会，我更喜欢10来人参加的青年圆桌会议。”徐悠优告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也是多名青年代表提及的。

    “青年圆桌上讲的，都是课本上不会告诉我们的事！”会议的“90后”志愿者袁月美一边背着笔记本电脑爬山，一边兴奋地说。

    这名浙江大学大三学生，是莫干山论坛的会务志愿者。她自愿选择服务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化解”青年圆桌。

    在这个圆桌会上，一位青年学者用问题指出了一个危机：“地方政府要卖多少地才够还债？”

    这位学者调研发现，目前地方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存在问题：“财权向上集中，事权下沉。省市级政府与县乡政府财力极不平衡，土地指标向大型城市倾斜，公共资源配置扭曲。”

    他举出了在浙江某县实地调研的案例：在航道改造与拓宽工程中，国家要求15亿元工程建设款项由该县财政全部承担，“但它全年公共预算是25亿元”。

    由此，这位青年学者提出应统筹4个“账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比如政府性基金预算就可以并入公共财政预算，别再让功能界定不清。”

    他还呼吁，改革不能只动事权。“应该事权和财权并动，办多少事，掌多少财。”

    这个会议，让袁月美从早9点起一直听到晚上10点半。“很多内容是老师上课来不及展开讲的，对于我们学金融的学生来说，收获非常大。”

    “请超越30年前的我们”

    30年前后，莫干山上，年轻人之间都是“火药味”浓烈。

    “我们凭论文择优入选，但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会议上即兴发言，白天、晚上都在激烈地辩论。”30年前的“企业组”代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蒋泰维回忆说。

    在今年的“探索新型政社关系”青年圆桌上，也有针锋相对。

    “现在公益组织容易被政府部门‘卡住’，我分享一点实践经验。”一名公益行业的青年代表说，“在上海，有不少人从政府部门转到社会组织，或者反方向，交叉任职。我们和不少政府干部都很熟，交往很多，这样想做一个项目可以很快开绿灯。”

    “但我觉得，你说的才不应该提倡。”坐在他左边的代表立刻反驳，“虽然你们这样做达到了局部的高效率化，但可怕的就是制度可以通过潜规则转化为明规则。”

    主持的学者也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喜欢‘借调’这种形式。因为他们可以免费用人，而被借调的单位和企业也乐意，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获取一些政府项目。”

    但青年的关注点并非“吵架的热闹”。“比起谁的姿态更激烈，我更关心谁讲的更有‘干货’。”大学生志愿者张冀阳说。

    来自柏林大学哲学系的“80后”博士生张笑宇也成了青年口中的“名人”。在“老中青对话辩论会”上，他与官员、教授再三“争锋”外交话题，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一下讲台，他就被另一名“80后”代表张利拿手机扫描了微信号。这是30年前莫干山上还不存在的交流方式。

    短短3天的莫干山会议，能给与会青年带来什么？

    “使命感、责任感、开创精神。”30年前莫干山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和王岐山并称“改革四君子”的黄江南，这样总结他们留给当代青年的财富。

    “要觉得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我们的责任，别觉得那是前辈的责任。这个国家能不能搞好，怎么搞好，我们要为国家前进付出我们的努力、思想和拼搏。”黄江南说。

    1984年莫干山会议代表、69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在不超过10分钟的开幕式讲话里，对青年提到了12次“超越”，如“年轻人如何超越30年前的莫干山，怎么超越1980年代的我们”。

    他提出了期望：“30年前，是以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就是GDP挂帅。30年后的今天，更要讲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历史已把这副重担放在各位青年肩上。希望年轻人能让我们感到‘可畏’，希望‘后浪’能把我们打在‘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