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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2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年轻人,请超越30年前的我们”

——2014年莫干山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庄庆鸿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9月24日   03 版)

    1984年,中国改革处在“找路”的关键时期。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一群中青年学者自己发起、组织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学术讨论会,为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上,它被称为“莫干山会议”。

    30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2014年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此时再上莫干山的青年人,从哪里来?他们怎样关注和讨论中国改革?

    “别喊我老师,我们都是年轻人”

    “莫干山会议”的正式名称,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在沉寂了28年后,它从2012年起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

    代表名单上,一些是国内外顶尖的各界学者专家,群星璀璨;另一些名字后面,不乏“讲师”、“大学生”这样的身份介绍。

    有一位年轻学者在记者称他“老师”时,马上说:“请别喊我老师,我们都是年轻人。”

    1993年生的徐悠优,应该是这次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这名“90后”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大三女生,参加的是“农民工体面生活的制度保障”青年圆桌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承办。

    徐悠优曾经“潜伏”在深圳一家工厂数月,深入调研城镇化中的农民工问题。大部分参会的青年都有这样的实践经历。

    “我一开始走进工厂宿舍时,所有女工都对我很冷漠,因为她们不知道我何时会走,不愿意投入情感。但后来我发现,一谈到具体的加班工资、休假问题,她们就会很激动……”说起农民工的生活和问题,她的眼神就亮了。

    她和伙伴们对政府部门的建议是:完善并落实女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降低女工生育保险准入门槛;简化申领生育保险时的各项手续;简化异地生育报销手续;建立更便利的生育津贴领取制度。

    莫干山对青年的“魔力”

    想上莫干山,也并不容易。

    会务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接待能力有限,他们曾与一个青年分论坛的承办组织商量:“能否减少几名与会人员?”

    但他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回复:“我们带来的问题关系到城镇化中的上亿人。我们愿意4个人挤一个房间。即使打地铺,也要上莫干山!”

    小小莫干山,为何对青年有如此大的“魔力”?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潘姿,在分论坛带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转型期国家,税收道德感是如何形成的”。

    “很多人曾给我很泄气的评价,都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谁会愿意交税?”这位面容清秀的青年女学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但我还是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在大会上发言,即使被人打断,我也要讲下去!”

    “现在太多会议都是形式主义,没有讨论、辩论、争议,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北京大学法学院青年教授凌斌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也就是因为留下几张照片,才记得自己来开过这个会。”

    “比起几百人参加的大会,我更喜欢10来人参加的青年圆桌会议。”徐悠优告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也是多名青年代表提及的。

    “青年圆桌上讲的,都是课本上不会告诉我们的事!”会议的“90后”志愿者袁月美一边背着笔记本电脑爬山,一边兴奋地说。

    这名浙江大学大三学生,是莫干山论坛的会务志愿者。她自愿选择服务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化解”青年圆桌。

    在这个圆桌会上,一位青年学者用问题指出了一个危机:“地方政府要卖多少地才够还债?”

    这位学者调研发现,目前地方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存在问题:“财权向上集中,事权下沉。省市级政府与县乡政府财力极不平衡,土地指标向大型城市倾斜,公共资源配置扭曲。”

    他举出了在浙江某县实地调研的案例:在航道改造与拓宽工程中,国家要求15亿元工程建设款项由该县财政全部承担,“但它全年公共预算是25亿元”。

    由此,这位青年学者提出应统筹4个“账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比如政府性基金预算就可以并入公共财政预算,别再让功能界定不清。”

    他还呼吁,改革不能只动事权。“应该事权和财权并动,办多少事,掌多少财。”

    这个会议,让袁月美从早9点起一直听到晚上10点半。“很多内容是老师上课来不及展开讲的,对于我们学金融的学生来说,收获非常大。”

    “请超越30年前的我们”

    30年前后,莫干山上,年轻人之间都是“火药味”浓烈。

    “我们凭论文择优入选,但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会议上即兴发言,白天、晚上都在激烈地辩论。”30年前的“企业组”代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蒋泰维回忆说。

    在今年的“探索新型政社关系”青年圆桌上,也有针锋相对。

    “现在公益组织容易被政府部门‘卡住’,我分享一点实践经验。”一名公益行业的青年代表说,“在上海,有不少人从政府部门转到社会组织,或者反方向,交叉任职。我们和不少政府干部都很熟,交往很多,这样想做一个项目可以很快开绿灯。”

    “但我觉得,你说的才不应该提倡。”坐在他左边的代表立刻反驳,“虽然你们这样做达到了局部的高效率化,但可怕的就是制度可以通过潜规则转化为明规则。”

    主持的学者也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部门喜欢‘借调’这种形式。因为他们可以免费用人,而被借调的单位和企业也乐意,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获取一些政府项目。”

    但青年的关注点并非“吵架的热闹”。“比起谁的姿态更激烈,我更关心谁讲的更有‘干货’。”大学生志愿者张冀阳说。

    来自柏林大学哲学系的“80后”博士生张笑宇也成了青年口中的“名人”。在“老中青对话辩论会”上,他与官员、教授再三“争锋”外交话题,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一下讲台,他就被另一名“80后”代表张利拿手机扫描了微信号。这是30年前莫干山上还不存在的交流方式。

    短短3天的莫干山会议,能给与会青年带来什么?

    “使命感、责任感、开创精神。”30年前莫干山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和王岐山并称“改革四君子”的黄江南,这样总结他们留给当代青年的财富。

    “要觉得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我们的责任,别觉得那是前辈的责任。这个国家能不能搞好,怎么搞好,我们要为国家前进付出我们的努力、思想和拼搏。”黄江南说。

    1984年莫干山会议代表、69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在不超过10分钟的开幕式讲话里,对青年提到了12次“超越”,如“年轻人如何超越30年前的莫干山,怎么超越1980年代的我们”。

    他提出了期望:“30年前,是以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就是GDP挂帅。30年后的今天,更要讲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历史已把这副重担放在各位青年肩上。希望年轻人能让我们感到‘可畏’,希望‘后浪’能把我们打在‘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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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请超越30年前的我们”
改革还是需要听青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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