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还是需要听青年的声音

    莫干山，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思想史中的“圣地”之一。上山的人听30年前的老代表讲了以后才知道，一群名不见经传的热血青年，1984年上山时，竟也是浓浓白雾，暴雨倾盆，一切山色都看不见了，如同改革前夜中国人心中的激动和迷惘。

    当时，中国青年报社也是联合发起单位之一。30年后，当年的代表已经都变成了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周小川……

    重聚而来的莫干山老代表年过半百，却依然充盈着30年前的那股“精气神儿”。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开玩笑说：“我们怎么就‘堕落’成老前辈了呢？”

    在走下开幕式的舞台后，30年前莫干山会议的召集人、著名经济学家黄江南从台下重新站起，高喊：“我今天晚上就挂牌，开自由讨论！欢迎大家自由来！”

    会后，这位衣着朴素的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董事还在挥舞着手臂：“我就不信青年不关心经济，不关心改革！这都是青年最应该讨论的！只要来一个人，我都讲！”到了晚上，座无虚席。

    30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开了8天，这次开了3天。紧张的日程中，对改革，有一些真话是“不吐不快”的。

    “一个重要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政府支出结构严重不合理。”王小鲁一口气飙了4个“太多”，“目前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太多，用于行政管理支出太多，‘养人’太多、三公消费太多。解决要从财政下手。”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28个全体转轨国家里效率最低的，而中国的私有企业是28个所有转轨国家里效益最高的。”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这么说。

    “我们进入服务业发展的新时代转型改革，给在座的青年们留下多长时间呢？最多15年。5年是最后的窗口期，然后经过10年或15年，中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5年窗口期没抓住，今后15年中国就会失去很多东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出人意料的是，发言坦率又“生猛”的，不仅有“江湖”，更有“庙堂”。

    福建省厦门市发改委主任孟芊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说：“我发现，有的地方搞好空气质量靠两招：一是做环保部门的工作，把监测点改到空气质量好的地方；二是在空气质量差的那天在监测点周围洒水。一下子可以从良或者差，升到优。”

    接过话筒，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区长吴胜武接着说：“GDP是指定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我一直对此充满了疑惑。各个区都是自己定，最后报上去，一加，低于市里的数字肯定是不行的，就打回来要我们改。”大会代表顿时笑成一片。

    他还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一些地方城市规划成了摆设：“城市规划只要名字一改，就可以拿到另外一个城市用。河南某地方领导要公开讲城市规划，结果工作人员复制粘贴了另一个城市的，有一处名字忘了改，领导就在大会上念了出来，闹了笑话。”

    “我们在河北香河调研时，震惊了。”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规划设计院副院长王小舟跟着讲故事，“包括家具城在内的主城区约10平方公里，非常小，但每一个地产大鳄都占有30平方公里的房地产，还选择潮白河等河道沿岸。一任市长卖地是个人问题，每个市长都卖地就是制度问题。”

    话筒递到杨伟民手中，这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也不讳言：“我们要用改革和创新的精神编好十三五规划，但难度不小，因为我们形成了很多条条框框。前30年改革，规划到底是多是少了？我认为，管用的规划太少，没用的规划太多！”

    “我为什么来中青年改革论坛？当年改革的青年都变老了，过些年可能都爬不上莫干山了。改革还是需要听青年的声音。”杨伟民说这句话的时候，望着台下坐的年轻人。

    会务手册封面上印得最大的头像之一，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城建局原局长刘太格。在他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期的中国，有千头万绪的问题和阻碍，却也有冲破它们的能量。

    “作为外国人，这次来莫干山论坛，我自己收获很大。中国的年轻人有非常大的改革热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位76岁的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山路上走着，依然有代表们边走边大声辩论，使所有听到的人，心都变得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