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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8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草案明确，每年9月30日为国家烈士纪念日，并在该日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在我国第一个法定国家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刊发此文，向烈士致敬！向守护烈士的人们致敬！
在广西军区崇左军分区防区内有5座烈士陵园，安葬着从抗战至今，在不同时期为国捐躯的4488位烈士。在崇左，有一群人，守护这些烈士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墙上几百张老兵的相片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来认领
在崇左市，“骆越义工团”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作为当地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工团体，做的事“包括助学、环保、助老，还有帮助老兵这一块”。
于红招是义工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2008年，当他和另外7个年轻人在聊天中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对公益的理念也很一致，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组成一个义工团，他也因此成为“骆越义工团”8位创始人之一。
现在的于红招是凭祥图书馆的一名临时工，“之所以选择当临时工，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益事业”。
在不到10平方米的临时办公室内，堆满了募捐而来的各种物资，还有一些参战老兵的回忆录。义工团现在做得最多的是接待回访扫墓的老兵，于红招和他的队友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协助地方民政局解决好老兵回访时遇到的难题。
按照凭祥这个边境小城现有的接待能力，每天一般只能接待8000～9000人，而今年仅仅在清明节期间，就有近两万名老兵差不多同一时间抵达凭祥。虽说是做了一定的准备，但困难还是大大超出了于红招的想象。
于红招回忆说：“为了解决老兵的食宿问题，我们想了各种方案，包括防疫站、救助站、观音庙都是休息的地方。义工团志愿者李洁芳把自家一栋五层的楼房腾出来给来自河南和广东等5个地方的老兵居住。”
3月的凭祥已经延续了一个月的大雾天气，别说睡在地板上，就是躺在床上久了整个人的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于红招想了个简单的办法，他们找凭祥红木城购买包装红木的纸皮箱，然后在地板上先垫上厚厚一层纸板，再铺上席子，“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湿气上蹿”。
有了住的地方，被子不够又成了一个难题。他们通过网络联系，发动崇左7个县市区的义工团体在全市募捐棉被。短短半天时间，依靠市民和企业的捐赠，2500条棉被在寒夜降临之前，已经被及时发放到有需要的老兵手中。
采访期间，于红招带笔者去寻访另一位志愿者“风飘飘”（网名），门牌上“老街酒吧”4个大字醒目地横挂在店门上方，虽说叫“酒吧”，其实里面一点酒都没有，只提供清水和咖啡等饮品。
“风飘飘”五十来岁的模样，人很和蔼。35年前，她在凭祥市防疫站工作，救过很多从战场上被抬下来的伤员，也给许多准备上战场的战士拍过照片，并且约定好等仗打完了就回来拿。可几十年过去了，店里贴在墙上的几百张老兵相片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来认领。她说现在每天都在希望这些相片会有人过来认领走，“我最害怕的是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于红招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藤条靠椅上，但他想的不是墙上的那些相片，而是保存了5年的500元。
2009年夏天，于红招手机上突然显示了一个北京的号码。对方是通过烈士邬四毛的妹妹邬凤英找到于红招的，她这次来是为了看望葬在匠止烈士陵园的哥哥马义勇烈士。“她是代替她妈妈过来的，自从马义勇牺牲后，老人家大病了一场，后来身体就没再好过”。
于红招领着烈士的妹妹找到烈士陵园，陪着她一起祭扫烈士墓，还带她去了马义勇生前战斗过的友谊关地区。
离开之前，烈士的妹妹很感激于红招，塞给他500块钱，请求他来年能够帮她看望自己的哥哥，替自己扫墓祭拜。“我把钱收下了，我知道我要是不拿，她肯定会以为我不想帮她”。后来因为手机掉过一次，对方的电话号码也跟着再也没找回来。
5年过去了，于红招每年都要自己一个人跑到马义勇烈士墓前亲自上香祭拜，每次他都要用清水给烈士墓碑清洗一遍，然后拔草扫尘，再敬上一个花圈。于红招一直盼望能找到马义勇烈士的妹妹，归还这500元。他现在每月只有1300块钱的工资，“就算生活再拮据，我也从没想过要动用那500块钱”。
不到一会儿，店里又来了一名“常客”，他是于红招的好朋友，也是义工团的创始人之一刘星。这个开出租车的司机脸圆圆的，很和气，他和于红招两个人就是一对“最佳拍档”，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有些事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刘星记忆中他觉得最难忘的是他和于红招两个人帮助江西上饶的一名老兵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寻亲记”。
2012年春节，老兵田成光带着一家老小重回边关“寻亲”。三十几年没有见面，他很想念当年给了他饭吃的老乡，后来听说了“骆越义工团”的事，他找到了于红招和刘星。但田成光提供给于红招的唯一信息就是他手里的那张已经发黄的黑白相片，那是老兵随部队调离前和老乡在院子里的合影。
“我们心里知道其实是很难的，几十年时间说不定人已经搬走了或是已经有其他变故”，刘星坦诚了当时自己的想法，几十年的城乡变化，别说找一个完全不知道信息的人，就算是找一处地方也未必就是一件易事。“但后来我们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试试看，找不到起码也算是圆了老兵的一个心愿”。
他们经人介绍与驻地边防部队取得了联系，通过沟通，终于知道田成光所在的部队原来驻扎的地方是宁明县明江镇凤凰村。凤凰村是靠近边境的一个偏远村屯，即便是于招红他们也不熟悉那里的情况。
第二天，刘星和于红招陪着田成光驾车颠颠簸簸到了凤凰村。可一问才知道原来村里有7个屯，“没办法，我们只能拿着照片一路询问”。等到后来终于找到当时田成光住过的地方时，房子却已经易主了。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要找的老乡，但田成光的脸上却有了一点轻松的模样。夜色渐黑，他们又沿着原来的路驾车回去，“一路上田成光还是不停地讲在老乡家里的事，只不过那时他已经是放下了心事”。
酒要敬三次，香要烧九支，纸钱要卷好才烧
9月17日，台风“海鸥”刚刚飞掠广西，小三轮车在彩艳花店门口停下时，暴雨还没停。
眼前这对卖花的夫妇——龙州人卜艳和桂林人陈强，都是30岁出头的样子，他们与烈士结缘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2009年2月，已经怀孕8个月的卜艳有一天突然跟陈强提出要去烈士陵园祭拜烈士。“刚开始我不同意，感觉她是不是疯了，挺着个大肚子的”，后来看拗不过她，陈强只好小心地陪着她一起到了烈士陵园。
刚到烈士陵园门口，他们就看见那里围了一大堆人，后来才知道由于有人故意抬高花价，一朵菊花竟然卖到了10块钱，一个山东籍老兵希望可以便宜点就跟老板讨价还价吵了起来。
“那老兵他们一个班9个人都死在战场上了，就只剩下他一个”。卜艳说这对他们触动很深，“当时我们突然觉得应该为烈士为老兵做一点事，因为我们都很清楚那些烈士是为谁躺在那里的”。
那天，夫妻两人商量后很快达成共识。陈强打电话请亲戚朋友帮忙，把店里所有的菊花都抬到烈士陵园里来。不到1小时，装满十几水桶的各色菊花都被摆到了烈士陵园门口。“我们先给每个烈士墓插上一支菊花，剩下的就放在门口送给过来祭扫的人”。
“有些烈属因为家离得太远了，或者是因为家里穷，筹不齐路费，所以只要在我们这里留下联系方式的，每年我们都会替他们祭拜烈士。”在卜艳的电脑上，QQ名显示为“龙州彩艳花店”的联系人名单上，“自卫战烈士家属”的好友分组显得分外惹眼，笔者仔细一数，组里总共有28个好友，可备注显示的都不是真名，都是以“某某烈士家属”来称呼。
“对于我们来说烈属是谁一点都不重要，只要知道他们是哪个烈士的家属就够了。”陈强说，他们每年都会让烈属们留下联系方式，这样做只是为了每年替他们祭扫完烈士墓后，方便把照片及时发给他们。
2011年2月，原53245部队副政委宁成功烈士的女婿张峻山从天津赶来龙州烈士陵园祭拜，发现墓碑上还没有相片，谈话中就希望能把岳父宁成功烈士的相片镶嵌到墓碑左上角。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年清明节，张峻山因个人情况没有到龙州来，而此时陈强夫妇心里却还一直惦记着他去年说过的话。陈强试图通过张峻山当时留下的QQ和他取得联系，结果对方账号被盗。后来他辗转联系了其他几名老兵才“顺藤摸瓜”找到了张峻山的电话，“后来我跟他要了宁成功烈士的照片，不到半个月，民政局就把照片放上去了”。
实际上，每次参加祭扫活动，其他志愿者只要花上半天时间就结束了志愿活动，但对卜艳一家来说，半天时间哪够。上午，他们和其他志愿者向陵园里的2015名烈士祭献鲜花，等其他人回去了他们还要给28位烈士一一祭扫。
“三茶五酒、香烛、烧香、纸钱，还有一束献花”，这些祭拜的供品虽看似很简单，但在卜艳一家看来，仪式的庄重却要显得重要些，“酒要敬三次，香要烧九支，纸钱要卷好才烧”，他们说这既是对烈士的尊重，也是对烈属的允诺，一点都不能马虎。
陈强坐在电脑前向笔者翻看他们这几年来参加扫墓的一些照片。一张烈士墓旁放张白纸的照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2013年清明节前夕，烈士潘中林的妹妹潘玉华不知为何没能来给烈士扫墓，便提前给陈强打了电话请他帮忙拜祭自己的哥哥，说着说着电话里传来一阵隐隐啜泣声。
“没敢再多过问，只能安慰她不要难过”，现在卜艳还常常感叹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亲人不能来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只是帮忙带个话没什么的，能帮就帮”。
卜艳连忙拿起笔记下了潘玉华在哭声中口述的几句话：“哥，我来看你了，你要保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家人平安顺利——妹潘玉华。”因为担心自己的字不漂亮，卜艳一笔一画又认真地写了两次。
清明节那天，卜艳陪着老公，带着自己刚满两岁的大女儿晶晶一起到烈士陵园祭拜潘中林烈士。那次卜艳还特意买了一只鸡和一些潘中林生前喜欢吃的水果，敬酒前还念叨着：“老大哥，玉华今天有事没办法过来，我把她的话给你捎来了，你要保佑你们一家平平安安。”说着就把那张白纸连同纸钱一起烧了。
“老战友啊，我害怕过几年自己走不动不能来看你了，你要保佑我快快好起来”
去宁明县寨安乡北山屯的乡间小道一路九曲十八弯，路越走越窄，汽车终于在北山屯一个小篮球场上停了下来时，10米外，一位穿着灰色汗衫的老人早早地站在一家小卖店门口，咧着嘴使劲地朝我们招手。
老人名叫何满奇，宁明县寨安乡北山屯人。1978年12月他是原野战军43军127师的民兵向导。他说自己虽只是一名民兵，但部队那时也给他发了一套军服，生活训练都跟战士们一起，也算是一名“正规兵”了。
35年了，他总念念不忘跟他生死至交的两位战友，还有那一天遭受伏击、踩爆地雷的情景。35年来，他一路跟着他们，守着他们，从北山烈士公墓到宁明烈士陵园，从满头黑丝到两鬓斑白，可他却从不知道这两名战友的名字，只知道一个是营里的管理员，四川人；一个是连队的司务长，广东人；如今这两名无名烈士的墓碑就在宁明烈士陵园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老何还记得1979年以后，回撤的部队就在离他家300米开外的两个小山头上，简单地建起了两个烈士公墓，135名烈士就埋葬在那里。当地民政局问他是否愿意帮忙看护管理，他拖着被地雷弹片伤过有些瘸的双腿一口应允了。
“当时的烈士墓都是黄土堆起的土包，竖起竹木当墓碑”。从1979年到1989年，10年的时间，何满奇自己的家就在300米外的山脚下，但他经常一个人住在公墓外简单搭起的茅草房里，家里的两亩田就交给了妻子种，每年只有等到农忙时才下山。
无论寒暑，他每天6点准时起床，肩扛锄头，手拿扫把、毛笔和一瓶红色的油漆走到公墓，“当时那里还没有铺上水泥，草长得也比其他地方快，竹木上的字也很容易掉色，每天都是铲草拔草描字”。
每年的2月17日和清明节，是老何最忙最累的日子。这天早上，何满奇会早早起床，把自己洗漱得干干净净，然后穿上那件旧军装，带着炮竹、香烛、纸钱、焚香，“正式地见老战友”。山下的村民们也忙碌起来，他们提着一整只白切鸡、猪头、瓜果、五谷等各种祭品，带着一家老小上山扫墓祭拜。
“战友啊，你们可以安心了，要保佑你们的家属，现在他们都被安排得很好，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你们了。”每年老何都要站在公墓的入口处，扯起嗓子向那些长眠的战友道着同样的话。他坦言，说这些话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放心，死去的人安心”。
1985年夏天，台风登陆广西，连续几天的暴风雨把两个烈士公墓冲刷得一片狼藉，卷走了烈士坟上的沙土，竹木牌子也东倒西歪了一片，有的土坟堆几乎都成了平地，“当时就像刚打完仗后的战场一样很惨。”老何说。
“想到没照顾好这些战友，不能让他们好好安息，心里就难受”。暴雨过后，由于进屯的道路多处山体滑坡，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北山屯一下子成了“孤村”。那时在山下村里的人都在抢收所剩无几的农作物，而在山上的老何则一个人拼命地挖土堆坟，用竹筐挑石上山，把每座坟牢牢地围起来。
半个月后，进村的路打通了，村里的生活也恢复了原样，老何依然每天在村旁两个山头的烈士公墓来回跑，铲草、拔草、描字、修坟。
1989年，宁明县北山、侗棉、峙浪3个地方的公墓都合迁到了宁明烈士陵园，老何也跟着搬到了宁明烈士陵园成了管理员，管理着787座烈士墓。
打完仗后，老何被评为三等残疾。在宁明烈士陵园24年，他从没离开过那里超过一个小时。特别是2001年和2002年那两年，他的脚疾突然病发得严重，有段时间甚至连路都走不了。民政局的领导都给老何办理了到医院修养的病假批复，他还是不忍心走。
“老头子那个时候叫我过去帮忙，我想顺便也可以照顾他就答应他住了过去。”老何的妻子农大妈头上裹着农村壮族妇女特有的头巾，她饶有趣味地向笔者讲起了老何的各种趣闻。有一次她在帮忙擦洗墓碑时听到老何自言自语对着战斗英雄傅越强烈士的墓碑说话：“老战友啊，我害怕过几年自己走不动不能来看你了，你要保佑我快快好起来。”
眼前这位头发稀落花白的老人几次欲言又止，他说：“生前我们都是战友，我活下来了就要做活着的事，亲人不在他们身边时，我就是他们唯一的亲人。”此时老人的眼角浸润着泪水。
69岁的何满奇今年6月才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搬回北山屯老家。可他还是放心不下，故意耍了个“小聪明”，6月搬家的时候他把部分东西藏起来了，他说这样每星期就有借口“取东西”再回一趟烈士陵园，看望一下那里的老战友。
采访结束，老何特意穿上那件当年部队发给他的旧军装给我们送行，胸前还挂着两枚已经有些褪色的三等功军功章。挥手道别时，老何突然朝我们敬了个军礼，苍老的身体一下子变得那么挺拔。
唐伟刚 陈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