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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届仁川亚运会圣火在中国国庆节长假期间熄灭。一届热闹的运动会之后，教练和运动员们又将朝着自己新的目标开始奋斗，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考核他们的则是一届又一届国际赛事。作为普通观众，我们或许并不缺少在观看他们比赛时热泪盈眶的心灵体验，但感动过后，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行动，才能触及体育行为的真正内涵？
位于北京东四环中路的朝阳公园，今晚仍有大量游客享受假期结束前的美好时光。由于降价促销，卖小吃的摊位生意极好。而同时让不少游客驻足观望的，是乒乓球台、篮球场以及足球场地中挥汗如雨的“运动健将”们——水平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愿意把宝贵的时间和更宝贵的“青春”消费在运动场上。
尽管长假期间出门远行已是国民性消费习惯，但据平时喜欢运动的小伙伴介绍，长假期间北京市多处运动场所的预订情况“远超平时”，事实证明，在北京市这座人口已达数千万的大城市里，喜欢运动、愿意把健身行为当做日常生活或社交活动来实施的人群数量，已然不在少数。
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迄今为止承办过的两项可以代表最高竞技水平的最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而这两届运动会给北京留下的遗产，除市政建设方面的迅猛发展，更有不可忽视的大批投入民用的体育设施，以及日益深入人心的体育锻炼意识——对有着强烈“中国梦”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笔遗产的巨大价值，就在于造就一个个身体健康且意识文明的积极个体。
“据对外经济研究院预测，本届亚运会将创造13兆韩元的生产价值和27万个工作岗位。”10月4日，历时16天的仁川亚运会结束，韩国仁川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举办亚运会，仁川收获了国际声誉，以及旅游等方面的收益，“在各个方面都迎来了新契机”。
但据韩联社报道，在迎来“契机”之前，仁川市政府已经面临巨额债务。“节俭办赛”促使亚运会“瘦身”，这是本届组委会筹办之初定下的基调，但在赛会进行中，却因“节俭”而出现了运动员班车迟到耽误比赛，亚运圣火熄灭和羽毛球赛场停电等“乌龙事件”。尽管“精打细算”，打造主会场和比赛场馆还是让仁川市政府负债额高达1兆2千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2亿元），“仁川市通过发行地方债券的方式筹得了这笔资金，从2010年开始至今，每年偿还的利息在153亿～455亿韩元之间。不仅如此，随着赛事结束后的债务递增，预计到2029年，仁川市才能还清全部债务。
事实上，本届组委会在场馆问题上已经想尽了“省钱”的办法。以本次亚运会的举重馆“月光庆典花园”为例，原本是搭建在松岛区一个小公园里的举重馆，场馆周围有许多临时搭建的铁皮房，媒体和志愿者的工作室等场所均设在其中，亚运会结束后，这些设施都会被拆掉，公园也将恢复如初。而由一座游泳馆、一座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组成的文鹤竞技场，则是“再利用”的典范——川南区市政府没有新建场馆，只对2001年建成的“老建筑”进行翻新，省下了约4000亿韩元。但这仍然很难卸去亚运会压在城市肩上的担子，只不过对举办地而言，“目的”有时比“负担”的景象更清晰。
仁川搭上了亚运“便车”
“仁川想树立国际现代化城市的形象，这是他们举办亚运会的目的之一。釜山原来的城市基本建设并不好，尤其是道路，但借着亚运会把地铁建起来，釜山也慢慢发展成了韩国第二大城市。同样借着亚运会，仁川在未来很可能超过釜山。”在位于仁川市的东北亚贸易中心，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举办亚运会，很多时候是城市与运动会互相“搭便车”的过程，“搭不上城市的便车，亚运会也办不了，而借着运动会，城市也能把想办但平时不好办的事情办起来”。例如东北亚贸易中心，这座高达305米、刚刚竣工的韩国国内最高的建筑，在亚运期间“恰好”成为亚奥理事会临时办公的所在地，从而免去了“新建”的烦恼，“现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越来越强调对硬件设施的慎重处理，包括国际奥委会，原来非常看重硬件设施建设，现在也开始改变态度。”魏纪中透露，此前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砍掉了计划新建的7个场馆”。
仁川市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为了举办本届亚运会，仁川市新建了17个比赛场馆，加上原有的19个（体育设施11处，小规模设施8个）一共有36个公共体育设施，“在亚运会结束后，仁川市民可以便利地运用这些设施进行体育锻炼。”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仁川市计划在亚运会结束后，将这些比赛场馆改建成电影院、公演场地和购物中心等复合型的文化空间，如果收益不错的话，或许能减轻政府的还债压力，“亚运会新设的竞技场馆，在建设时按照各自的特性，以耗资最小为标准进行外包，从建设之初就考虑到场馆作为公共体育设施的收益性和高利用度，以便在亚运会结束后，更有效地加以利用。”
以本届亚运会新建的主体育场“梦之场馆”为例，在实现安置6万个座位目标的同时还要考虑省钱，最后便敲定了“建造一个能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再增加3万个临时座位”的设计方案，这样不仅减少了大部分建筑和维护的成本，也方便不同品牌的商家在亚运会结束后入场，打造内容丰富的“文化空间”。但有媒体指出，“商圈重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让资方望而却步的风险。因此，“尽量用展览馆办赛”便成为亚奥理事会为举办地想出的“妙招”，“场馆问题最大的浪费就是座位过多，我们过去一直在追求座位数，但现实中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人观看呢？”魏纪中道破了亚运会必须面对的尴尬处境。
物质遗产成办赛双赢基础
随着国际大型赛事增多，亚运会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同时，高昂的办赛成本也让很多城市无法承受。但即便如此，这项已有63年历史的洲际运动会仍在不断前行。本届亚运会上，亚奥理事会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将成为2018年亚运会的举办地，越南放弃亚运会主办权一事终于画上句号。
“越南底子薄，要重建一批新的设施，主要是没法解决经济问题。”魏纪中透露，当前，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多以“作贡献”的角度办赛，新兴经济国家则希望利用亚运会促进社会发展，“今后举办亚运会可能会以后者为重点，如果其他国家没有申办意愿，再找中日韩”。
印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印尼而言，亚运会举办历史要追溯到1962年，在新总统上台后，需要借助亚运会的契机对陈旧的体育设施进行修整，例如雅加达市中心的体育场，“很多群众一直在那儿锻炼，但设施已经落后了，所以很多百姓对新建场馆报以欢迎的态度。”场馆问题，对于体育设施已经能够满足群众需求的国家而言，容易成为“包袱”，而对于缺乏运动场地的国家而言，便很可能成为宝贵的“亚运遗产”。
而实力雄厚的国家同样能借助亚运会获取“遗产”，魏纪中对广州亚运会场馆建设的评价是“锦上添花”，而对与亚运会相关市政建设的评价则是“雪中送炭”。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只要有一点能够做到“雪中送炭”，便有了延续的价值，“雅典原来没有地铁，机场条件也很差，但2004年奥运会之后，机场及公路的环路重新改建，把海陆空的交通都理顺了，解决了城市的大问题”。
因此，尽管社会各界对于大型综合运动会诟病不断，但魏纪中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认为，一个国家的奥委会“需要有事情干”，运动会多了，才能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得到资金的支持，因此，“还是有很多城市会积极申办”；而对申办国家的政府而言，扩大知名度和国际影响依然是主要动力，大赛有无延续的必要，“办赛的人很明白”。
从首尔到釜山再到仁川，作为3届亚运会的主办国，韩国政府最清楚其利弊得失。对1986年的韩国而言，首尔举办亚运会有三大目标，“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以及经济腾飞”，魏纪中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星等一批韩国知名企业才逐步成长壮大，“举办地要干什么？最终达到什么目的？”才是对大型综合性运动会“遗产”更加宏观的评价角度，“场馆等硬件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毕竟“所有的物质遗产都会变质，鸟巢再好，看多了，新奇感也会逐步淡化，而且世界上总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非物质“遗产”仍有探索空间
“城市需要借助大型运动会提升的，不仅是城市的基本建设水平，更需要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魏纪中将赛会遗产分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而“可发展、增值”的非物质遗产，除服务业的发展外，还包括体育意识、志愿者服务意识和群众精神面貌的积极程度，“亚奥理事会对举办地的硬件要求向来主张‘利用现有设备’，但对于服务性的设施却非常重视，通讯、网络甚至具体到3G或4G技术的应用上。”魏纪中表示，赛会对“软件”要求的提升，将有助于城市的经济转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后，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70%，“相当于纽约的概念”。
而这样的效应一旦形成，有时甚至能造成区域性的影响。“卡塔尔就是借着亚运会改变了很多”，2006年的亚运会不仅让多哈得到了迅速发展，还提高了阿布扎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家的服务业水平，“迪拜的发展就是例子”，这样的影响对于完全依靠自然资源的国家尤为深远，魏纪中不禁感叹，“多哈亚运会影响的是阿拉伯世界”。
相对可触碰的物质“遗产”而言，赛会的非物质“遗产”，更多的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这种逐步扩散的精神遗产却很容易被人忽视。中国的志愿者制度在1990年便已“引进”，但直到2008年奥运会才完成突破，事实证明，大型运动会正是志愿者制度的“催化剂”。
本届仁川亚运会期间，记者曾见到今年已经84岁的志愿者朱景淑（音译），她在仁川客运站前迅速捡起一张废纸投入垃圾筒，当时，刚参加完合唱的她正在“上岗”的路上。1986年首尔亚运会前夕，正在公交车站候车的朱景淑看见对面一幢小楼的玻璃上张贴着“诚招亚运会翻译志愿者”的启示，对刚刚从高中英语老师岗位上退休的她来说，“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朱景淑回忆道。此后，由于具备英语、日语和韩语的对话能力，朱景淑作为“翻译”志愿者，先后出现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及本届仁川亚运会上。虽然角色没变，但她身边的“同事”却成倍增加，“原来人们对我们这样不拿钱还干活儿的志愿行为非常好奇，也很认可，但基本上没人参与。可现在，那么多志愿者一起为比赛服务，而且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朱景淑认为，自己就是大型运动会留下精神遗产的“佐证”。
“‘随便吐痰’的不文明现象，就是在北京亚运会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魏纪中回忆起1990年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到北京站，看见有人随地吐痰，不罚他，而是当着他的面用纸帮他把痰擦掉，做了几天，很多人不仅自己不好意思，还会提醒身边的人不要随地吐痰。”这件事让魏纪中意识到，“非物质遗产一定要在群众中得到发展的空间，眼光放长远才能见成效”。
因此，即便对已经收获很多物质“遗产”的国家来说，大型运动会依然具备探索非物质“遗产”的空间，包括在亚运会上竞技成绩已经傲视群雄、办赛投入也十分可观的中国。群众是否因赛会而改变体育观念、赛会结束后是否累积了相关运营组织人才等“既要符合国际需要，又要结合本国国情”的问题，在魏纪中看来，这些“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东西”依然有待改观。
本报仁川10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