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后代“拼爹”

    重庆洲际酒店，来自菲律宾的男女歌手正在浅吟低唱，一名身着正装的八旬老人，优雅地放上200元小费，然后，取出寄存在酒店的朋友送的红酒，倒上半杯，啜饮品味两个小时后，上台邀请女歌手，跳上一曲水兵舞。

    这样的场景总是鲜活地浮现在重庆飞虎队展览馆馆长代庆标脑海里，那名长者，便是飞虎队队员龙启明。

    “我们是忘年交，”代庆标沉浸在回忆里，“龙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曾用生命抗击日寇的二战英雄，他总是乐呵呵的，从不因为自己的辉煌历史而高高在上，微笑是他最常见的表情。”

    “龙老有几类朋友，一是本社区的四五位邻居，他们经常一道在大堰的茶馆一起喝两元一杯的茶，边喝边聊；二是各类对抗战史感兴趣的研究者、博物馆工作人员；三是对仰慕他的‘粉丝’。”代庆标说，“无论哪类朋友，大家聚会时，龙老每次都坚持埋单，谁不让他埋单，他都会生气”。

    “他在香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拥有英国国籍，坐姿永远端正，是一名由内而外都体现绅士风度的长者。”代庆标说，龙启明最让人感佩的是他内心的平静，即使在“文革”时期遭受不公，他也自始至终毫无怨言。

    对际遇起伏，龙老看得很淡。也许，正是因为亲历过战争中家破人亡的惨烈，才觉得活着就是最好的。他最喜欢听二战时的抗战歌曲。朋友们都知道他喜欢音乐，于是你送一张我送一张，如今，这类音乐光盘家里有近200张。

    “除了音乐，龙老还钟爱咖啡。”代庆标说，龙老喝咖啡很讲究，从不喝超市的速溶咖啡，必须用咖啡机将咖啡豆一颗一颗研磨成粉，然后自己煮。在满屋浓郁的咖啡香味里，老人约上三五好友坐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人生。“我们都习惯了他那夹杂着英语并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重庆话。”

    1943年，战火中的昆明。在西南联大的舞会上，意气风发的飞行员龙启明邂逅逃难到此做洗衣工的上海姑娘刘佩珠，开始一段唯美的爱情。两人有9个子女，两个已过世，目前剩下7个子女，现均已退休。

    “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母亲就因为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而没去工作，靠父亲突然大幅度降低的收入养育这么多孩子，贫穷的处境不言而喻，”龙文伟说，作为长子，自己在13岁就不得不出来找活干，15岁就要为自己挣生活费并补贴家庭，18岁就工作。但父亲从不向组织提非分要求。拨乱反正后的几十年来，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功勋向政府索求物质和荣誉。

    在那些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龙启明的经历事实上给家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我1962年毕业，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我不能当兵，想考学校也不能报考。” 龙文伟回忆说，自己曾在档案中发现“黑崽子”、“不能安排工作”的结论，“上边还盖有公章”。

    70多岁时，龙老的事迹被媒体披露，荣誉纷至沓来，但他从未“膨胀”，在部分人热衷于“拼爹”的年代，老人从未利用自己的声望，为家人谋取任何利益——即使孩子曾因为父亲的“敌特”帽子而受到影响。

    “他从来都说，人得靠自己努力，自力更生。”在龙启明的七子龙文俊的记忆里，父亲和蔼、讲究民主，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从来不曾动摇。1975年，自己当知青归来，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父亲却坚决让儿子当工人。

    “学一门技术才是硬道理，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他说，按照这个观念，其长子、四子、七子、八子都是学专业技术的。

    在很多人看来，龙启明或许并未完全获得应得的待遇。“特殊的时代里，父亲没有任何职称职务，文件本对‘两航起义’参加者明确了待遇，但他是以普通工人而不是飞行员确定待遇的，对此，父亲毫无怨言。”龙文伟说，“父亲总是说，国家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有什么诉求反映上去，没有回音，他也不追问。” 

    在代庆标记忆里，一件事最能代表龙启明的性格。

    “龙老刚退休时，曾自己做过收售废钢的生意。”他转述龙启明的回忆时说，在龙启明和别人谈生意时，主动说“你总得让我每吨赚3元吧？135元/吨。”

    对方哈哈大笑：“好！爽快！成交！本来我的想法是145元/吨，我最佩服您这样的人，我这辈子都愿意和您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