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敏感词,一被提起就都是负面情绪,一有传闻上马就立刻街头抗议,一街头抗议就只好搁置项目,各地的垃圾处理厂几乎都陷入了这个无解的死循环。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现代化也使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环保观念不断增长,每个人都希望视界内没有垃圾,都不愿意垃圾处理厂建在自己家附近。原以为这只是“中国问题”,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走过这个过程,没想到让垃圾处理厂远离自己家园的“邻避运动”在这些国家一点儿也不弱。
国庆期间访问东京有明垃圾处理厂时,厂长二阶堂先生无奈地说,无论我们怎么耐心地说服,总有人会反对,他们觉得我们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我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除了更加耐心地去说服公众,别无他法。在访问几家垃圾处理厂的过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种慢慢说服的耐心。
日本上马一个垃圾处理厂,从筹备到开工,起码需要10年的准备时间,而这个“准备时间”,主要用来与居民进行沟通和说服,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和进行协商。相比之下,中国很多类似项目与民众进行沟通的时间太短,一般只有两三年左右。欲速则不达,想绕过这个必要的说服过程而快速上马,是不可能的。习惯了独断决策的人总觉得民主没有效率,花10年时间沟通太没有效率了。其实从最终结果看,倒是那种想省略沟通时间的选择最没有效率,因为民众的抗议会让项目上马变得遥遥无期。
10年时间的耐心说服,不仅仅是从专业和技术上说服公众——让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第三方告诉公众垃圾处理厂完全无害,各种排放完全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更值得学习的是政府为适应公众需求而在很多细节上作的改变。因为公众闻“垃圾处理厂”色变,不仅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虑,还有习惯上的不安,即视觉和心理上对“垃圾处理”这个符号的抵触。通过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垃圾处理厂的外观设计进行符合公众审美的改造,甚至让公众参与到设计中来,是说服工作很重要的部分。
垃圾处理厂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是烟囱,这是公众最忌讳的。看到冒着烟雾的烟囱,就会引起很多不安的联想,浮现起很多有关垃圾处理的负面标签。意识到公众的这种不安后,厂方对传统的烟囱进行了修改,将圆柱体改成了三角圆锥体,上面进行了很多美化,让人看起来不像一个烟囱,而像一个观光设施。虽然烟囱里冒出的烟雾就是水和二氧化碳,但民众看到白色的烟雾还是不安。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厂方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将排出的水和二氧化碳变成透明的,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到。虽然这样做从技术上根本没有必要,甚至因为多了一道程序而增加了碳排放,但为了说服公众,有必要尊重他们对烟囱和烟雾的心理障碍。烟囱只是一个小的细节,在外观的很多设计上都考虑到了公众对垃圾处理的心理障碍,还有尽可能地去除异味,让人从外观和嗅觉上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座垃圾处理厂。
遇到民众抵制时,我们的很多部门常会把矛头指向公众,指责公众缺乏环保意识和公共观念。其实永远都无法苛求公众能够像专业人士那样理解垃圾处理厂,需要的是尊重他们的感受和习惯。试着改变垃圾处理厂,而不是改变公众想法。从一开始就让公众参与,比如参与烟囱的设计和建筑风格等等,会让民众产生归属感而不是排斥感。为了说服民众支持,垃圾处理厂常还会为相邻社区建一些健身馆、音乐厅、游泳池之类的公共设施,向邻居表达友好相处的善意。
虽然如此耐心地说服,但不少人还是本能地反对,只能靠更大的耐心了。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学生在三、四年级时,一定要考察一次垃圾处理厂,了解垃圾处理厂及工作流程。相信这些学生参观垃圾处理厂后,会更多一分了解,而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去抵制。着眼于更长时段内的说服,从娃娃抓起,这是更深层次的耐心。还有垃圾分类从孩子教育起,也是工作的前移,因为垃圾分类工作如何做得好,垃圾处理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成本,避免了很多污染。
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部门迷恋“快”,带着只争朝夕的劲头急吼吼地上马各项工程,很多社会冲突和矛盾爆发都源于这种“快”:不想走程序,不想等等还没有接受的民众,不想付出沟通成本,最终让问题陷入僵局。其实无论是PX项目,还是垃圾处理厂,并没有陷入无解的死循环,关键是政府太急于求成了。在很多事情上,快是一种病,慢倒是可贵的政府能力,不学会慢,没有走法律程序的习惯和说服的耐心,就永远走不出垃圾处理的困境。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