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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职员何以能摘得诺奖桂冠？很多人只关注了中村修二的小职员身份和低学历，却忽视了他所在的企业的眼光和创新能力。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刚一公布，就有很多媒体、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出现了巨量的文章和评论。介绍获奖者的、分析获奖原因的、做诺贝尔奖获奖国家大排名的、对诺贝尔奖公布之前被寄予厚望的4位华人学者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不一而足。
很多年以来，特别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布前后，在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同一个疑问：什么时候诺贝尔奖能颁给大陆的中国人？
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
这个疑问，根据笔者的研究，最早大约是在1984年由一位国内的哲学家提出的。自此以后的30年，这个疑问年年会被提起，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擦肩”、“失之交臂”，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质疑的各种说法。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今天，没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长期以来成了压在许多国人心头的大石头。这就是所谓的“诺贝尔奖情结”。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着实欣喜了一阵后，还是感到不满足。毕竟因为艺术的评判标准，甚至政治等因素的介入，文学奖经常引发争论甚至为人所诟病。相形之下，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就要客观许多。于是人们开始把原来的问题转变为：什么时候诺贝尔科学奖能颁给大陆的中国人？ 当然，不仅媒体和民众如此，政府相关部门也非常期盼中国人能够获得一个或更多的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
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为何如此强烈？这是人们希望讨论的首要问题。
当然，诺贝尔奖情结的基础是诺贝尔奖本身。诺贝尔奖诞生以来的114年，在欢呼声之外，始终伴随疑问、不解、甚至质疑、抵制。这方面的信息，长久以来在国内被强大的诺贝尔奖情结所引发的海量信息所屏蔽，并不为许多人所知。诺贝尔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些国家的政府（例如瑞典）、大众媒体、科研机构和大学、民众的互动甚至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巨奖符号，这是一个对诺贝尔奖“去神话”的过程。
尽管我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诺贝尔奖的诸多奖项中，自然科学占了一半，因此讨论自然科学奖和中国科学的发展当然非常重要。在“诺贝尔奖之问”中，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李约瑟之谜（也称李约瑟问题）。现代中国人期盼诺贝尔科学奖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建立在李约瑟之谜的基础上的。因为李约瑟研究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执世界科技发展之牛耳，只是近代以后才开始落后于西方的。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李约瑟之谜本身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与其探讨“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更加准确。
小职员何以能摘得诺奖桂冠
的确，这还应讨论中国的教育科研制度，即从科学的优势积累的角度，去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如果历史地将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发展过程作对比，可以发现两点：一是美国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转型和积累才形成今天相对完善的科研制度，也收获了众多的诺贝尔奖；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真正一心一意发展科学的时间并不长，科学优势的积累还远远不足，大量收获的季节当然也还未到。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现有的科研体制的批判。目前国内科研体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通过行政化管理和市场化导向，把攀登科学高峰这样一个在其他国家一般由小的科研群体、甚至个人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人海战术，国家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引进人才、配给大量资金和人力，科研机构和大学、甚至地方性大学都在为发表SCI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行政的管理，导致了科研环境缺乏一个催生科学创新思维的温床。不能为原创性基础研究留下足够的空间。而市场导向，或者说借鉴了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简单化的产学研一体的导向，导致了对原创性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科学界的功利性行为。
这个时候，我们试想，中国人即使拿了诺奖又如何？莫言已经获奖两年了，中国的文坛还是老样子。我有一些担心，如果今年或者哪一年真有本土科学家得了诺奖，那么这个扭曲的狂热追求SCI的趋势，这个糅合了行政化和市场导向的科研体制现象，恐怕会愈演愈烈。
这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点关于科学研究和市场关系的想法。
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和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以表彰他们发明了节能高效的“蓝色发光二极管”。得奖虽是众望所归，但是获奖者的身份却让不少人惊叹。中村修二曾经只是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即使在1990年代作出了重大发现之后，仍然长期在地下室工作，只是到了2000年以后才被美国大学礼聘去做了教授。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也是如此，他只是一个拥有本科学历的公司职员。
小职员何以能摘得诺奖桂冠？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黄庆表示，这与他们在科学道路上的坚守和探索精神密不可分。我认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科学并不只是存在于国家重金打造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企业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产生新思想、新科技的部门。很多人只关注了中村修二的小职员身份和低学历，却忽视了他所在的企业的眼光和创新能力。
让企业自身焕发出创新的热情
我国近些年已经对国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投入巨资，推动其科技创新。而目前中国非常急需的，是推动企业创新能力。因为只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去了，才能形成一个包括国家、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三者互动的良性的国家创新系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正如有些学者说的，根本不在于把大学和科研机构跟企业捆绑在一起搞协同创新，而在于让企业自身焕发出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从而反过来有益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的提高。目前国内的情况是，一些大的国企没有动力去创新，一些小的民营企业无力创新，一般规模的民营企业无暇创新，因为他们要忙于应对市场的残酷竞争和政府的种类繁多的监管。
只有行政化的管理，而没有自由竞争市场的自发创新，科学领域的创新是很难真正实现的。给予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更多的自由，让他们专注于、甚至醉心于自己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头衔、职称，整天忙碌于跑项目、申请填报各种表格，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原创性成果。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放松对企业的束缚，给予他们在科技创新上的优惠和支持，才有可能出现中国版的中村修二！
因此，当我们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中国梦逐步实现的路途上，当更多的中国人都有了资本和能力去选择自己个体的中国梦的时候，当更多的人，不仅仅脚踏实地，而且也能仰望星空时，不为功利所主导的学术和科学研究才会更多地出现。
笔者认为，这个阶段的快速到来，加上教育和科研体制等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出现大量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时间就不远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就不会因为偶然因素获得一个诺贝尔奖而沾沾自喜了。我们在那时会更加关注于科学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了！或许若干年后，会出现另一个李约瑟问题：从21世纪才开始认识的新科学何以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美国或其他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黄晓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