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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这一职教怪象能长期延续，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是，用工企业通常要向安排实习生的经纪人（学校或个人）支付每生500～1000元的“人头费”，这是企业预算范围内的人力资源招聘“成本”。学校或个人在不当获益之后，自然会不遗余力地以“安排就业”、“顶岗实习”或“校企合作”、“订单教育”等名义为企业排忧解难，将学生成批送往企业，而企业由于雇佣“学生工”大大节省了本应为普通工人缴纳的保险和其他支出，从而实现“双赢”。
自从这些“潜规则”被媒体陆续曝光以后,引来舆论纷纷谴责职校(或个人)见利忘义，诟病企业唯利是图。然而，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迫切需要数量庞大的流水线操作工，从节约成本考虑，自然不需要本科生和研究生，只需要按照“市场行情”向学校或中介公司支付一定的中介费用，随时可以招募中职学生，这是市场规则。从学校的角度看，自己的学生是什么文化底子，学得怎么样，有什么本事能耐，学校自然最清楚。要把只会简单操作的学生安排实习，完成上级任务，兑现招生承诺，最好的办法自然只能是成批地送到企业“实习”，然后通过时间历练、优胜劣汰来解决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以给家长学生一个“交待”。
如此说来，似乎校企双方都不存在“过错”。然而，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不能被我们忽略，即职业院校的学生为什么不能摆脱当前这一现状，而只能去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厂里从事简单、重复、枯燥的流水线操作？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只需反问一句：除了这些，中职学生还能干些什么？
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产业界的“微笑曲线”。两年前，业界曝出：美国苹果公司销售iPad的利润分配状况。每售一台iPad美国可获利150美元，相当于售价的30%；韩国作为iPad主要零部件的供应产地可得34美元，占6.8%；而中国工人仅能从中获得8美元的收入，只相当于售价的1.6%。如此天壤之别的利润分配，让中国工人在产业界的“微笑曲线”上永无“微笑”之机。
原因何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居“微笑曲线”附加值较高的两端，专注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研发和下游的营销流通，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却一直扮演着“蓝领工人”的角色——对于一个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劳动力廉价、市场潜力庞大的区域而言，中国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依靠“汗水工厂”和“国际劳工”尴尬地获取微薄利润。如果我们不重视技术创新，不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就永远无法走出多劳却少得的困境。
由此推及中职教育。在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微笑曲线”中，如果将中职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质量、薪资回报、社会地位等看作教育的“附加值”，那么，处于相应上、中、下游的则对应着“管理+素养”、“操作技能”和“学历+研发”。显然，综合素养高、管理能力强的学生，和学历较高又擅长研发的学生，将更容易获得优质岗位、得到丰厚薪酬；而只会简单操作的学生，便只能从事“微笑曲线”中间低端的流水线操作。这才是中职学生不能改变身份、改变命运的根源所在。
回望眼下的中职教育，中职学校只是将人才培养锁定在以简单就业为导向，过度强调训练学生的简单操作技能，而不是全面的技术技能素养。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通过占用大部分教育资源来重复训练出少数几个技能大赛选手，也不能改变中职教育的劣质现状，不能改变中职学生的弱势命运。
总之，“学生工”现象在学校和企业双方合作的无奈现状下，短期里还难以摆脱这一怪象。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规范、保障学生实习中的权益。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