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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耗资8亿元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使用仅4年，即因地铁建设需要而被拆。对于公众质疑，目前仅有来自地铁公司的解释，称由于周边环境复杂导致选位困难，经过“慎重考虑”并报批后才用此方案，而且已是“最优”的。（《新快报》10月15日）
广州地铁八号线北延段在2007年8月获批，而陈家祠广场扩建项目是广州荔湾区于两年后启动的、“加班加点”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前的2010年9月完成的“文化名片”工程。这个耗资巨大的市政项目，与许多“突击种树”等应急性形象工程一样，并没有考虑地铁建设和城市的整体规划。8亿元广场项目说建就建说拆就拆，怎能不让人在心痛之余质疑其项目建设的科学性。
近年来，城市“短命建筑”不时见诸报端，北京凯莱大酒店、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一座座大体量建筑在“青壮年”时期就被推倒重建，着实令人扼腕。而面对质疑，有关部门似乎总能拿出各种理由。但是，中国建筑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城市的“短命建筑”，如果将工程质量和规划违规视为合理性因素，城市拆除合理性也仅占10%，即九成系“不合理拆除”；而在不合理拆除中，功能滞后、商业利益和形象政绩等严重不合理因素，占比55%。
中国建筑“短命”、大拆大建，不仅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延续，也给我国资源、环境带来严重的浪费与破坏。有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将浪费4600亿元。若考虑拆除、再建材料的碳排放，建筑过早拆除将致中国每年新增碳排放量10%。
这些年，我国针对乱拆乱建其实制定了不少法规，国外也有诸多方法和成功经验保障建筑不被肆意拆除，但关键是，现在我们的很多城市，从规划到建设大都是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说了算。在国外，城市建筑拆与不拆只关乎两个核心问题——公共利益界定和拆除补偿；而在国内，大多数情况下，却只关乎地方主政者的一句话。许多城市的建设项目，虽然建成后被发现问题重重，但前期论证却总能顺利过关，主要原因是领导的意志往往在论证之前就已经形成，其他程序不过是走过场。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也催生了一批“拆迁市长”、“规划市长”。 我国部分城市的规划就像摆积木，不是看谁的建筑品格独特、结实耐用，而是比谁拆得快、建得新。野蛮生长于土地财政和政绩诉求下的城市大拆大建、重复建设、过度建设等，不仅导致大量“睡城”、“鬼城”的出现，也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按照我国城乡规划法，对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相关负责人要被依法追责，构成犯罪的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这些年，我国城市“短命建筑”层出不穷，城市不合理规划屡屡被曝光，但对官员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的社会财富浪费行为，又有多少人被问责？因监督不到位、审批不严格等行为，又有多少人依法受到过追究？
刘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