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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年初起，那些在监狱里的官员的日子，变得不太好过。
2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广东省统战部原副部长黄少雄“不予减刑”。这是源自中央政法委今年1月21日下发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意见》从严规定了减刑假释案件。
新规的出台，也让不少保外就医的罪犯，被“重新收监”。
如今，减刑假释新规出台半年有余。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作为裁判机关的法院，却面临着新的难题和挑战——对三类犯罪的减刑假释“一律开庭审理”，知易行难。
减刑假释案件“清理风暴”
今年1月10日，广东省高院在其官方微博上通报，健力宝原董事长张海“立功减刑”造假属实，案件已经立案审查。之后，广东省检察院证实，张海已逃往海外。
这一著名的造假，曾让原本被判有期徒刑15年的张海，2011年就获假释出狱。也让中央政法委随即发出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显得“有的放矢”。
《意见》强调，要规范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三类罪犯的“减、假、暂”。《意见》要求，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这三类罪犯，由过去“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延长到“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
文章开头提到的黄少雄，正是因为“执行不满三年”，未获减刑。
《意见》在全国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刑罚执行机关，掀起了一场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的清理风暴。
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显示，截至9月底，已建议有关部门收监执行800名罪犯，其中原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82人。共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508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116件129人。
在法院，此类案件被更加严格地审查。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意见》下发后，各中院暂缓审理的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有135件。
各地法院亦对减刑假释案件作了检查。5月至6月，广东省高院分5个小组，对全省中院近三年来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进行了专项检查。浙江省高院在8月，组织了3个检查组，对7个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就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进行检查。
不开庭质证，怎能识“猫儿腻”？
据浙江省高院审判监督庭任更丰法官介绍，在过去，法院对于减刑假释案件，大都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即只就书面材料进行审理后，作出判决裁定，不需要罪犯或者证人出庭。
其弊端显而易见。
广东省高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江洪涛指出，因为监狱的相对封闭性，罪犯的考核改造真相，外人往往很难获知。“比如黑社会的罪犯，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关系在里面；至于累犯，他已经掌握了监狱里面的改造秘诀，他就表面上劳动很积极，因为知道只要创造了劳动成果后，就可能会被‘记功’或者是‘表扬’，就能获得减刑的机会。但是罪犯自己的认罪思想掌握得怎样，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也正是中央政法委《意见》中，重点所指的对象。
据江洪涛介绍，监狱中还会存在“收买劳动成果”的现象。他说，监狱改造有记分或者嘉奖的标准，一天有额定的生产任务，超过一定百分比后，就能够获得记功。“有的罪犯，可能达到了基本条件，但是‘记功’又不够，他往往就将多余出来的劳动成果转给其他罪犯，让其他罪犯获得劳动‘记功’。”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难以觉察的漏洞，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屡屡被称为罪犯的“越狱”通道。
今年4月，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6月起正式生效。
《规定》指出：除了对于三类罪犯要一律开庭审理外，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报请减刑的，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也应当开庭审理。
任更丰介绍，这意味着：审理将引入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其中“证人”包括同监犯以及管教民警；证据会在庭上进行质证。休庭之前，由罪犯作最后陈述，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审判公平公正。
“开庭审理的另一个好处，是破除不必要的怀疑。”任更丰说，“以前我们‘书面审’，只能根据监狱呈报的材料，罪犯有的时候都不接触，罪犯有什么意见，我们也不清楚。老百姓会怀疑有‘暗箱操作’，开庭审理能解决这一尴尬。”
人少案多，“一律开庭”知易行难
《规定》有了，但减刑假释案件要做到“一律开庭”，在法院难以一蹴而就。
广东高院审判监督庭负责人表示，除外籍罪犯暂不具备开庭条件外，减刑假释案件在广东省高院，已实现了100%开庭审理。东莞、惠州中院，也已基本实现所有案件开庭审理。
记者了解到，在其他法院系统，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率都有增加。在浙江，2013年，浙江省湖州中院减刑案件的开庭率达20%左右，该院的假释案件还做到100%公开开庭审理。今年前8个月，浙江省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45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48件。
但江洪涛也坦承，其他中院目前还没有办法“全部做到”。
首当其冲的难处是“案多人少”。江洪涛以张海案件所发生的韶关中院为例，韶关地方有五大监狱，中院每年受理的减刑、假释案件近1.2万件，但相关审判人员仅有5名，年人均办案超过2000件。“这样的办案量，要真正做到案件审理和开展必要的调查，很难。”江洪涛说。
出于安全考虑，减刑假释案件一般在监所开庭，法官需要从法院驱车前往监狱。江洪涛介绍，广东省有20多个监狱，与省法院相差最远的约400多公里。“经常出现‘上午在这个城市开完庭，就要驱车几十公里到另一个城市开庭’的情况。”据任更丰估算，相比过去，到监狱“一律开庭”至少增加了20%的工作量。
江洪涛介绍，减刑假释案件存在批量的特点。“一个监区符合条件的可能不是一个两个，往往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也因此，审判压力较大。他坦言，在《意见》和《规定》出台前，法院开庭很大程度上还是走形式，“有时候一个上午开庭，能审30~40个人，一个人开庭时间也就不到十分钟。”
新规出台后，审理需要引入证人，有时还要向管教等了解情况，据江洪涛估算，“可能两个小时最多就审十来个人”。
“数字法庭”能否破题？
对于案多人少，广东高院专门开了会，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但现实中，机构和人事编制的限制，却很难在短期内突破。
浙江省的办法是在中院设置专门的减刑假释庭。据任更丰介绍，浙江省有监狱的中院共6个，其中杭州、宁波、湖州，衢州中院专门设立了减刑假释庭。金华中院的减刑假释庭已经批准，即将成立。
记者了解到，除了充实人力，法院更寄希望于“技术革新”——比如，在监狱设立数字法庭，数字法庭跟法院的专网相连，做到“通过视频远程开庭”。
任更丰介绍，浙江省目前投入使用的21所监狱中，已经全面铺开建设数字法庭。有些监狱完成了法庭的内部装修，有些在等省高院的数字法庭招投标完成之后，进行全面安装，预计年底基本建成。
除了提高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效率，数字法庭还肩负着司法公开的重任。
在最高法召开的全国法院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意见》视频会议上，景汉朝副院长提出了“五个一律”的要求。其中就提到，凡是三类案件的公开开庭审理，一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有关方面代表旁听，作为外部监督。
这让江洪涛感到压力很大：“广东是一个在押犯大省，案件量大，如果每一个案件都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没那么多人，也没那么多时间。”
为此，江洪涛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开庭时拉一条视频，监狱接见大厅播放，大家随时都可以看。但这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尝试，他希望，未来远程视频系统能够解决此难题。
在浙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除了寄希望于数字法庭，宁波中院的办法是：人民陪审员中本身有一部分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要是涉及到三类案件的公开开庭审理，人民陪审员里，必定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
“这样一来，既对案多人少有所缓解，也实现了最高法院的要求。”任更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