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战贫困,推进共同富裕?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省秭归县摸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1119”整村推进工作模式:由一名县委常委或人大、政协主要领导挂帅,一个主要单位牵头,一家规模企业结对共建,9个县直单位集中帮扶一个贫困村,一年一轮换。以往扶贫办的“个人独奏”变为“多部门合唱”。
“1119”帮扶模式充分发挥了县领导的带头作用。2011年,9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4200多万元;2012年,9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5908万元;2013年,10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7155万元;2014年,10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8112万元。资金整合量逐年增长,为贫困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天鹅村摘掉了“贫困帽子”
时光回转到2011年,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启动实施。
如何推动扶贫工作的新局面,秭归县扶贫办创新实施了“1119”帮扶工程,在全县确定了48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重点帮扶。这些整村推进重点帮扶村,都是经过县乡两级严格把关审核推选出来的。各村先向乡镇申报,然后由村所在乡镇召开会议确定帮扶村,报请县扶贫办审核,最后报县人民政府审定,由一位县领导挂帅,11个单位共同组成帮扶专班。
该县正是通过“1119”这一硬举措,唱好了整村推进的“重头戏” 。
县委书记刘晓华要求,各帮扶单位要“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不能还是扶贫部门的“个人独奏”,要做成全县各部门联动的“大合唱”,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帮扶责任和义务,帮助贫困村和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要致富,就养猪”,近年来在天鹅村成了流行语。天鹅村位于杨林桥镇的半高山上,过去苦于没有主导产业,农民增收无门。2011年实施整村推进,因为该村是玉米作物产区,加之地势相对平坦,容易建猪栏,由此确定将生猪作为主导产业,全村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投入扶贫资金70万元,扶持480户发展,其中扶贫对象128户,覆盖面占应扶持对象的67.4%。
秦朝林是一位精明能干的80后小伙子,前几年和妻子一起在温州打工,从事物流业,年收入达10万元。前年政府鼓励该村发展生猪养殖业,他们毅然回到家乡准备大干一场,第一期投资50万元建猪栏800平方米,今年又投资30万元建了猪栏500平方米,同时建设配套的沼气池1个,水池1个,排污化粪池3个,引进种猪50头,现存栏300头,预计今年出栏在500头以上。
税元龙是天鹅村第二村落的居民,家里主要就靠着3亩多地,种点玉米、油菜,一年收入不足1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全家4口人的生活需要。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村里将他作为整村推进扶贫对象进行帮扶,指导他发展生猪养殖,补助4000元用于建栏圈,并免费提供4头种猪。当年,税元龙出栏生猪37头,盈利近4万元,一次性收回了建猪栏的投资。“这个产业是发展对了,如果错过了整村推进的机会,我就亏大了。”税元龙边回忆边说,“如果没有‘1119’工程,我现在可能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挣这么多钱,那在以前种包谷的时候做梦都不敢想。”
在养殖大户的带动下,像王勇、税元龙这些贫困户在政府扶持下纷纷跟进,去年出栏100头以上的大户18户,年收入七八万元,出栏50头以上的有50多户,年收入三四万元。天鹅村一跃成为全县第一大生猪养殖专业村。
天鹅村村支书林文应介绍,以前村里没有主导产业,645户村民增收无门。“‘1119’工程实施期间,村里把生猪确定为主导产业进行扶持,天鹅村逐渐发展成为全县第一大生猪养殖村。去年户均增收6500元,贫困村的‘帽子’摘掉了”。
一项支柱产业,是一方农民稳定增收的来路。秭归县在新一轮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过程中,将产业开发作为核心。当然,培育一个主导产业,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贵在持之以恒。2011年全县9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有5个村选择的是茶叶产业,两个村选择的是柑橘产业,两个村选择的是生猪和蜜柚产业。
近两年,全县将8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在发展产业上。2013年启动整村推进的9个贫困村,安排产业发展资金高达752万元,郭家坝镇罗家坪村将100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用于发展茶叶。九畹溪镇九畹堂村、砚窝台村,泄滩乡徐家山村、黄家山村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坚持集中连片发展茶叶,建立了农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2011年以来,全县通过实施新一轮整村推进,共发展以茶叶、柑橘、核桃为主的经济林15000亩。
县委书记的“亲戚”
家住归州镇周家湾村的吴承福和县委书记刘晓华是新结的“亲戚”,他家种了800多棵脐橙,基本都是县里正在逐步淘汰的普通罗脐。刘晓华到他家的果园看了以后,建议他进行品改。
吴承福说,看着别人的新品种挣了钱,他前两年已经改了100多棵中华红脐橙,也已挂果,但盖新房后欠债8万多元,资金周转不过来,现在进行品改还差3000元。刘晓华当即表示:“按规定,县里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给你补贴2000元,剩下的1000元我个人给你补齐,另外再帮你协调建一个蓄水池,解决灌溉用水,不过田间管理就要你自己下功夫了。”
“我准备把800棵树全部改成中华红。果树品改三五年进入丰产期,最多5年,我就可以还清所有债务。”吴承福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县里的交流会上,刘晓华与大家分享了“结穷亲、一帮一”的经验:“多到‘亲戚’家走动,多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求;他们缺什么,我们就扶什么。这样,彼此的心就会越来越近,感情也会越来越深。”
“脚上无泥,手上无力。”秭归县扶贫办为解决贫困户反映的实情,进行了广泛调研,问计于老百姓。为落实扶贫到户、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秭归县改过去的“大水漫灌”为“滴灌”,打破平均主义和“一刀切”,实现对贫困户的精确瞄准、定点清除。后来,试点总结出符合贫困地区实际的差别式扶贫到户模式,即根据农户不同的贫困原因,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根据农户不同的贫困程度,实行不同的扶贫标准。
今年,秭归县根据精准扶贫的新要求,在先期调研的基础上,全县确定500多户为精准扶贫对象,要求全县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一人帮扶一户,全县上下总动员。这些户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比较困难,但只要伸手帮一把就能“站起来”。帮扶干部登门过问,实地了解情况,上门与他们“结穷亲、一帮一”,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在资金和项目上给予倾斜和扶持。这些户可以享受县里2000元的扶贫专项资金补贴,帮扶干部再拿出一定的扶持资金,将他们反映最强烈、最紧迫、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落实好,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家庭脱贫计划。
目前,秭归县累计投入差别式扶贫资金1100多万元,实施差别式扶贫到户项目145个,涉及产业发展、“一建三改”、危房改造等六大类。受益差别式扶贫的农户达6890户,且80%以上的农户有了稳定增收的致富项目。
“要想富,下山住”
“要想富,下山住。”在盐关村,人们都这么说。
村里有一个叫王家坊的自然村落,100多户人家,散落在半山顶上,过去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村子里非常穷,十里八村都说,“有女莫嫁王家坊”,这里曾流传着“窝棚似的房屋多,鬼不上门;吃红薯度日的人多,贼不上门;男人打光棍的多,女不上门”的民谣。
在整村推进工作中,该村抢抓政策机遇,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省道秭兴路为轴,在半山腰新修公路8公里,并完成了硬化。为从根本上改变高山地区群众恶劣的生存环境,村“两委”紧紧抓住扶贫搬迁的机遇,积极引导村民搬迁下山。通过科学论证和统一规划,确定以条件相对较好的王家坊新修公路沿线为“福平”(福平来源于扶贫的谐音)搬迁居民点。“福平”小区于2006年开始启动实施,计划安置搬迁农户78户、302人,已搬迁安置68户、265人。按照标准图纸建造的68幢楼房一字儿排在公路两侧,掩映在翠绿的橘树林中,过去荒凉的地方呈现一片新农村景象。
生存环境恶劣、生产资料匮乏,是贫困户脱贫的最大障碍。搬迁是解决他们脱贫的根本措施。秭归县整合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生态移民等政策性资金,大幅度提高贫困农户搬迁建房补助标准。结合整村推进和新农村建设,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兴建了一批特色鲜明、功能配套、规模适度的“福平”居民小区。目前,秭归全县共建成棋盘岭、朝东观、堰塘坪等扶贫搬迁居民点27个。
两河口镇堰塘坪村“福平”居民小区是2012年启动建设的。10月15日,在该村“福平”居民小区前,村民胡兴海正在将烘烤后的烟叶进行分类。
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洋楼,静立于胡兴海的身后,墙面白净,室内的地砖也一尘不染。去年,他们一家三口还住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交通阻塞、信息闭塞,没有什么支柱产业,一家人的生活极不便利。现在搬到“福平”小区后,配合村里整村推进安排发展烤烟,一年能有五六万元的纯收入。
“这里居住着30户118人,都是从高山上搬迁下来的村民。”村支书李德余在“福平”小区前介绍说,“每户居民政府扶持1.2万元,实施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
近年来,秭归因地制宜地探索出“能人进镇,贫因人口下坪的梯次安置模式”、“政府做媒,牵线搭桥的插花安置模式”、“统筹规划,兴建小区的集中安置模式”、“广泛联络,投亲靠友的外迁安置模式”,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在全省率先将搬迁扶贫人均补助翻一番,让这些祖祖辈辈散居在穷山沟里的人下山奔小康。
6年来,全县共实施扶贫搬迁、危房改造4978户,有16878人住进了新居。
扶贫搬迁不仅帮助贫困老百姓脱离了困境,也搬出了一个个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农村。
在集中安置居民点,秭归县委县政府坚持规划先行,对居民点内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大力实施“一建三改”工程,有效解决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提升农村整体形象。让农民“建得起、住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幸福家园。
实践探索起到了“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居民点农户配套水冲式卫生间,吃上了自来水,安装了太阳能、有线电视,扶贫搬迁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民生工程,让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进一步提升,干群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1119”帮扶模式解决了真扶贫的问题,差别式扶贫解决了扶真贫的问题。扶贫政策瞄准能力的大大提升,使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扶持,让扶贫的意义体现得更加充分。与此同时,秭归县更加注重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提升,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贫困户增添脱贫信心,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秭归的扶贫开发也不再是扶贫部门的“独奏”,而是演化成全县干部群众的集体“大合唱”。
本报记者 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