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

    这是北京的一片建筑工地。它离机场很近，飞机每天在头顶呼啸起降；它离城市很远，虽然有一条地铁擦身而过，却很少有人在这里下车。在此忙碌的，只有建筑工人。但是，这天例外。

    10月23日，记录展《你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在此举办。按照惯例，策展人陈小波、艺术总监孔宁、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即展览的作者杨浪在开幕式上发表感言。“每个在都市生活的人，都应该感谢给我们生活带来最大变化的农民工。他们把房子盖完了，走了，我们对他们的感激难道只停留在语言上吗？我们要把对劳动的致敬、对工人的致敬、对汗水的致敬、对历史的致敬，永远地封存下来……”杨浪说。但直到讲话完毕，展览都不见踪迹，因为24名建筑工人将在工地上现场布展。

    100块“透明砖”将成世界上最小的的艺术馆

    陈小波在“策展人语”中说：“谁不住房子？可谁能把盖房人装在心里？谁能记挂盖房人的生存境遇？谁又能留意，他人的离歌中有我们共同的沉疴？” 

    记录展《你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自去年9月开始。杨浪对北京西山附近的门头村回迁楼工地进行了持续一年的拍摄，用手机记录下了房屋拆迁、建筑工人入驻、打地基、做防水、铺设管线、搭脚手架、封顶建成，直到住户看房的整个过程。本次展出的100张照片，是从2000多张照片中选出，被置放在80×40×20厘米的“透明砖”中，象征着将工人的汗水“封存”。

    在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循环播放中，24名工人“全副武装”地身着工作服和头盔，排队从一辆卡车上接过100块“透明砖”。没有任何人指导，他们本能地将这些嵌着自己照片的“透明砖”，在凹凸不平的工地地面上垒成了城墙的模样。“透明砖墙”蜿蜒迤逦，在身后工地的钢筋、脚手架的衬托下，充满粗粝的美感。孔宁用扩音器大声介绍着每个工人的名字、工种和家乡。他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艺术家。

    布展过程中，现场还架起了简易餐桌，摆上几大盘包子、馒头和小米粥，让前来观展的“城里人”感受一下“工地盛宴”。

    杨浪拍摄第一张照片纯属偶然：“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香山附近散步时，看到五环附近有一片很大的工地。刚好手上有个新手机，我就想试试，于是有了第一张照片。”一开始，工人们对陌生人的闯入是戒备的，以为来检查施工安全的。一见他就赶忙戴上安全帽。后来发现这个人老来，就问：“你是干嘛的？”杨浪把手机里的照片给他们看：“有人拍大款，有人拍明星，我来拍你们工人。”当工人们看到手机里的照片都是自己熟人，哈哈大笑，“距离瞬间就近了”。

    孔宁透露，这100块“透明砖”是世界上最小的、可移动的艺术馆，将前往全世界布展，“让法国的工人、美国的工人都能看到”。

    他们远离家乡亲人，我们离他们那么近，去看看是本能

    记者了解到，每张照片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一个工人手臂上的刺青是一个“爱”字，他对生活有着美好的信念；同一间宿舍里住着5对夫妇，虽然尴尬却也其乐融融；工人们在宿舍喝酒、侃大山……

    其中一张照片，是穿着工作服的40岁的甘肃汉子、工地保安员宋亚军，翘着二郎腿坐在宿舍破旧的沙发上吹笛子，神情之悠然，如同正置身青山碧水间。宋亚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根笛子的来历：“我来北京后，一次帮一个老板搬家，看到人家里有根笛子，就说我也会吹。对方很惊讶，听我吹了一曲，就把笛子送给了我。”宋亚军当时觉得，“北京的有钱人对我挺好的”。从此，笛声就跟着他飘荡在北京的各个工地间。

    宋亚军也应邀到展览开幕式现场并参与布展。他已经在外打工近20年。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展览，却是第一次成为展览的主角。宋亚军说，有一天，他正在宿舍吹《少林寺》主题曲，杨浪突然推开门，吓了他一跳，忙问：“你谁啊？你来干什么？”杨浪向他解释：“我给很多工人拍过照片。”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

    2013年的除夕，宋亚军独自留守工地值班，工地老板给他送了些酒菜后也已离开。这时，杨浪推门进来。宋亚军很惊讶：“你不在家过年来这干什么？”杨浪回答：“我看你一个人，过来陪你喝喝酒。”宋亚军被感动了，纯朴的工人有着简单而固执的逻辑：老板来看我，因为工地是他的；杨浪来看我，这是真情谊。

    不过，杨浪称自己并没有“悲天悯人”：“我们有各自的生活。我只是记录他们，感觉他们，平等地和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工人在工地守夜，一个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离他们那么近，去看看他们，这是本能的，咱们好歹有点道义责任吧。”

    布完展后，宋亚军得到了一块小型的“透明砖”作纪念，里面嵌着自己吹笛的照片。他打算把砖放在自己的桌上，“这样天天都能看见”。

    用手机记录微型的沧海桑田

    手机在《你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记录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照片都是用手机拍摄；拍完了，摄影师还和工人互加微信好友。杨浪介绍，摄影技术出现170多年，以前发表的途径只有三种：见诸报刊杂志、举办展览、出画册。手机摄影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点——手机既是采集工具，又是发表和交流工具。

    该展览所展出的一张照片上，一个建筑工人拿着手机，正在拍摄自己工作的塔吊。杨浪说：“工人们为他们劳动的场景所感动，记录了下来。而我又为他们所感动，也记录了下来。手机摄影把人和人拉成平等。无论你是公司老总还是普通工人，都可以拍，而且时时交流。”在办展之前，杨浪已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分享过30多组照片专题，赢得了各路人马的“点赞”，当然也包括照片的主人公——建筑工人们。

    杨浪说：“其实，北京这20年发生的变化，胜过过去的2000年。我们享受着生活变化带来的温暖，但身边每天发生的微型的沧海桑田，有谁把它记录下来？”

    他说，今天的摄影家经常通过拍摄北京的胡同来怀旧，但没有人能把一条胡同从建成、被拆、又盖楼的全过程完整记录下来。而工地，却是北京城面貌变化中一个可以完整记录的局部。当摄影师们热衷于记录“物”时，更不能忽略这个微型的沧海桑田中的“动词”，那就是“工人”。 

    中国摄影家协会信息资源部主任吴砚华在观看展览时，听到一个工人说：“展览在表现我们的功劳。”吴砚华感慨：“‘功劳’二字从工人口中说出来，难能可贵。他们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城市作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是依靠这些农民工背井离乡在一个城市中打拼完成的。他们流下了汗水，留下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