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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上午10点，北京市崇文门一家商场的大门刚刚打开，不少人就行色匆匆赶到商场2楼，寻找一个书店。在这里，即将举办一场关于“盗火者”的小型研讨会。
这一天，天空碧蓝，阳光灿烂，一扫连续多日的雾霾。有参会者甚至开玩笑说：“盗火者点亮了北京的天空。”
纪录片《盗火者》及同名书是这场研讨会的主角。有人评价，这两部作品，真实记录了中国教育现状，“直面当下教育之痛”。
“先生毕竟远去，我们看到的只是背影，而当下真实切肤。”邓康延说。他是纪录片《盗火者》的制片人。此前，他发行纪录片《先生》，记载“民国讲坛上的人”——教育家如马相伯、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陶行知等。
当我们每个人都在问的时候，解决就不太远了
灯光暗下来后，这个不大的书店，立即被一个男低音包裹住。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这是《盗火者》的主题曲，歌词由邓康延集萃中外教育学者的话而成。声音“苍凉温润”，在座者静静聆听。
灯光打开，邓康延站起身，面对众人，简短说了几句。“当我们每个人都在问的时候，解决就不太远了。”
这也是他拍《盗火者》的初衷。几年前，当他带着团队拍摄《先生》时，这位媒体人就萌生了拍摄反映当下教育现状纪录片的想法，记录“最切肤的痛感”。
对中国当下的教育，邓康延深有体会。一年级时，他赶上“文革”。有一天，老师让大家抄写最高指示。很快，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应用题都加上了“革命情节”。1978年，他考上大学后，听到过老师“学校十多年没这么亮堂过”的感慨。
然而很快，“全民翻书的情景在80年代末一风吹过，90年代开始狂风吹票子”。
“教育又重新进入历史的重复。”邓康延曾如是说。
经过两年工作，深度采访30所大中小学、50位一线教师、20位学者教授后，邓康延及其团队，呈现给大家10集《盗火者》，每集30分钟，分别为《重回人的语文》、《呵护童年》、《天梯——寒门学子的出路》等。
这些影像，记录了语文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探讨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前景，呈现了民间“盗火者”的探索与尴尬，也还原了体制内“盗火者”的不懈与无奈。
对着镜头，深圳大学老校长罗征启讲道：“深圳大学，那是渐行渐远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传奇故事。”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回忆起1980年代中期的武汉大学，也感慨道：“那时候的武汉大学被认为是‘解放区’。”
镜头中那个名叫董仁发的11岁男孩，每天独居在一个可以观望星空的木屋中。晚上和他作伴的，除了蜡烛，还有无尽的夜。
那位名叫马小平的老师，编写的《人文素养读本》，在学校内部刊印两万册。弥留之际，他发问道：“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
还有很多故事、很多人，都记录在这10集《盗火者》中。比如历史老师魏勇、李庆明的公民教育以及以培养“匠师”为己任的德胜鲁班木工学校。
“就像美国《读者文摘》承诺的，没有一个字无出处。”站在众人面前，邓康延缓缓说道，“我们只记录事实，不讲道理。”
在场的不少人，对邓康延和他的团队致以敬意。有一人特意到邓康延面前，深鞠一躬。
尽管这次研讨会地点变化多次，还是有六七十人找到这家书店参会。有一人，甚至是刚赶到北京，拖着拉杆箱到了会场。
天空飘来一片沉重的叶子
邓康延等人发言完毕，灯光又暗下来，那段“苍凉温润”的旋律再次响起：“……今天交给你一个孩子，明天还给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在座者依旧静悄悄地听着。
主办方以《盗火者》的主题曲营造一种氛围，以致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一上场就说，秋天来了，天空飘来一片“沉重的叶子”。
在《盗火者》的故事中，这片“沉重的叶子”与一个名叫叶开的人有关。无论纪录片以及书，都是从叶开的故事开始。
叶开是《收获》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几年前，老师说他的女儿有阅读理解障碍。
当年他9岁的女儿，喜欢读童话、幻想文学。她能熟练背下《窗边的小豆豆》、《哈利波特》中的一些章节。但她的语文作业，常常让身为古典文学博士的妈妈手足无措。
这名小女孩学到《智烧敌舰》一文时，作业要求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她写下孔明和庞统两个名字，并得到了妈妈的首肯。但老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拍摄组记录下了叶开的讲述。这名中年人在镜头中说道：女儿所谓的“阅读理解障碍”，只不过是她的回答不符合教材的标准答案。
学者周国平也遭遇过一次尴尬。朋友的女儿，让周国平回答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的有关问题。结果，他只得了69分，比朋友女儿的得分还低。
在纪录片《盗火者》中，有学者评价道：教师不是一个卖矿泉水的，教师应该是纵火者、窃火者、点火者。
有参会者对叶开、周国平的故事非常了解。一名学者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实验室里培养教育家”。他的话音一落，就迎来一阵热烈而持续的掌声。
对教学种种弊端，民间有了突围者。这场研讨会的主题就是“盗火，教育变革的民间突围”。研讨会的材料上写道：“这种来自民间新教育的冲击持续而坚定，传统教育模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被重新建构。”
华德福教育理念的践行者，进行了一种尝试。有人说，成都的这所华德福学校像农庄，又有点像民国时期的乡村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学生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学校自己设计了融合语文、数学、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综合课程，自然也没有偏科一说。
一次“探索世界”的主题写作上，一名学生甚至只写了三行诗：“雪花飘落到大地上，温柔而又亲切。干草堆、马槽里，小小的新生命正在诞生。天空上一颗明亮的星星，为那新生命带来祝福。”
山东省茌平县的杜郎口中学，一度面临被关闭的危机。校长崔其升赞同“教育即解放”，他上任后，鼓励学生自己讲课。老师只讲10分钟，其余时间交给学生。每间教室都配有4面大黑板，学生可以随时将自己的学习所得写到上面，供老师和同学批改。
一度，学校仿若旅游胜地。为限制人流，学校甚至开始收取门票，每人每天70元，近几年稍有涨价。来杜郎口中学取经的各地老师已经超过100万人次。
还有赵明，开创了一个在家上学联盟网站；还有张建柏和他的今日学堂，等等。
这些故事都出现在《盗火者》中。一名参会者说，这些都是民间突围的“火种”。邓康延在《盗火者》一书的序中写道：“《盗火者》只是当下教育的多元解读之一种，难免偏颇与失误，但它确实是火，不论点燃了什么，火就是态度。”
这条供人们向上攀爬的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同样灯光暗下来，同样的旋律，那名男低音唱到：“……一个灵魂就是一片天空，守着东方一张课桌……”此时，MV的画面切换到一名农村的女孩，在简陋的教室中，低头在课桌上写作业。
在《盗火者》中，有一些地方的课桌前，竖着一个高不见顶的“天梯”。而“这条供人们向上攀爬的阶梯，正在发出断裂的声音”。
纪录片的编导之一况冶就是如此。她是一名“80后”。因户口问题，付不起高额的借读费，只得跟随在日本工作的父母到日本求学。
况冶曾和团队一起到贵州六盘水，拍摄那个因孩子坐索道上学的照片而出名的小学。这里的故事，呈现在《天梯》中。而在《盗火者》书中，则以“断裂的天梯”为名。
在新闻图片中，一条并不粗壮的钢缆横跨山崖，两头分别有牵引工人，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笼子里，孩子或站或坐，正在渡过这道天险。
到那个地方后，拍摄组发现，在索道修成之前，孩子们只能沿着峭壁上的一条勉强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道上下学。几年前，两名女孩不幸坠崖身亡，其中一人的尸骨至今未找到。为此，当地人才自发集资修了索道。然而新闻图片曝光后，这条索道被当地政府叫停使用。
“我感觉很无力。”站在众人面前，况冶几乎一直低头说话。灯光照射下，能看到她忧伤的表情。
让拍摄组感觉更可怕的是政策上的“天梯”。不久后，这所名叫红德小学的学校将被撤点并校。届时，村里的70多名孩子至少要花4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学校上学。
《盗火者》中提供了日本的例子。在邻国日本，只要能招满10名以上儿童，就可以办一所幼儿园或学校，并由国家补贴。日本山手县平郡岛上，有一所只有一位小学生和一个老师的小学，宽敞的体育馆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长崎县长崎市西部80公里的离岛——岛，还专门为一个学生配备了一所学校。
《盗火者》书中写道：从2000年开始，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农村小学生的辍学率回到1990年代水平，初中辍学率高达43%。
对于此问题，这次研讨会上的专家、教师及民间突围的践行者也无可奈何。“这是体制性障碍。”有人点评道。
事实上，不少民间教育的践行者，还是“黑户”。还有漂在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也面临着种种困难。这些故事都出现在《盗火者》中。
“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成为一个故事。”拍摄组一名成员说道，“历史又在重复。”
临近结束，这场研讨会被一名听众打断。她本来已经离场，但迅疾折回来，插话说：“你们和他们一样，这个会还不是被安排好的？给过听众一个机会吗？”
本报记者 郭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