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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十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大河报》11月5日）
十年前的行政诉讼中，作为原告一方的老百姓还有30%的胜诉率，这个比例其实并不算高，遗憾的是，十年后，这个比例居然降至10%以下，甚至有些地方是2%。与此同时，行政诉讼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行政案件件件上诉。那么，“民告官”中民众的胜诉率到哪儿去了呢？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了，他们在行政诉讼中的胜诉率相应地提高了；此外，滥用诉权的民众多了，他们本来就无理提起诉讼，自然败诉率也提高了。我不排除有这些因素存在，但看看每年媒体曝光的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案例，看看每年有多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我们就知道，“民告官”胜诉率骤降另有主因。连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也认为，“现在体制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诉讼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具体剖析，首先，一些地方政府无端限制公民的诉权，致使大量滥用行政权力的案件不能进入行政诉讼渠道，譬如，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所谓敏感案件，当地法院不能受理。而恰恰这样一些所谓敏感案件，是公权力滥用最集中的领域，往往这样的案件如果真上法庭审理，可谓“一告一个准”。如果准许民众就这些案件上法庭状告当地政府，行政机关自然就可能大量败诉，公民的胜诉率就会大大提高。
其次，即便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有些地方政府总是能通过各种手段让原告撤诉。譬如，有些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可能败诉，但某些地方政府总是要么通过威胁、利诱，要么在其他问题上大做文章，迫使原告不得不申请撤诉。如此，明摆着要胜诉的案件，又没有进入实质的审理程序，民众的败诉率当然提高了。
第三，就算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一些地方政府的威胁、利诱无效，公民坚持要走完诉讼进程，但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在地方党政机关，地方党政机关总能制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让法官自觉不自觉地袒护行政机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就说：指责法官不够勇敢、不够公正，是有失公允的，“法官如果违反了‘潜规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有的法官因为坚持法律、依法判决，被调离审判岗位、免去职务，还有被追究的。”本来可以胜诉的案件，却在行政干扰下败诉，民众的胜诉率当然不高了。
好在，针对“民告官”中民众胜诉率去哪儿了的问题，目前也有好消息传来——最近修订的《行政诉讼法》通过，针对“立案难”，它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有望畅通诉讼渠道；针对行政机关威胁、利诱公民撤诉，该法规定，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迫使原告撤诉的，将予追责，让公民更放心去告官；针对法院审判受到地方干扰，该法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同时，司法机关省以下统一管理的改革也正在稳步推进，如果改革成功，相信这种干扰会越来越少。
只有在“民告官”中，民众不用考虑案外因素，行政权力才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建设起来。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