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清晨,四川省夹江县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8时许,在成都军区川藏兵站部某汽车团驻地内,7面战鼓同时擂响,清一色的斯太尔重型运输车轰鸣着驶出了门口,绿色车身上印着醒目的军章——“奇路铁骑团”。
一
在川藏兵站部,汽车兵们把走川藏线称为“上线”。
隆隆的引擎声中,身材魁梧的团长黄晓强告诉记者,这是该团今年第6趟进藏物资运输任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上线。未来的20多天里,这支车队要跋涉3176公里险峻的川藏线,将大米、清油、罐头等主副食送进西藏。
车驶出驻地门口时,经黄晓强提醒,记者才注意到这里有一座“桥”。说是桥,但桥下却不是河,而是一段没有水的沟渠。黄晓强说,每次车队上线时,这条路旁就站满了军嫂,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含着泪水,向驾驶室里的丈夫挥手告别。20多天提心吊胆的等待后,当车队完成任务规建时,军嫂们又会出现在这里,踮着脚尖企盼丈夫的那台车驶进大院。因此,这段普通的路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望夫桥。
军嫂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川藏公路素来以险著称,在全长3176公里的川藏线上,分布着21座高山和14条江河。尤其是在20年前,线上大部分都是泥洼路,车队颠簸在狭窄的路基上,很容易发生事故。近年来,路基不断拓宽,坑洼的便道也铺上了平整的沥青,路况好了很多。
但是,一路上,初上川藏线的记者还是捏了一把汗。柏油路几乎就是从山体上凿出来的,绕山盘旋向前,车辆每过一个弯,人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来甩去,胃里一阵翻滚。从车窗向外望去,一侧是嶙峋的山壁,上面保留着艰难开凿的痕迹;另外一侧则是陡峭的山涧,稍看一眼便令人眩晕。
二
地处海拔2615米的康定大站下辖几个小兵站,在这里,记者又见到了黄团长。在他身边,还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兵,两鬓爬满了白发。黄团长介绍说,他是该团修理所所长高聚军。
在大站温暖的阳光棚里,高聚军说起了自己与川藏线交集30年的往事。“20岁那年,我从河南农村老家来到川藏兵站部,这些年,我已经在川藏线上来回跑了160多趟了。”
“30年里,我在川藏线上从没有翻过车,没出过大的事故。在我当干部跟车上线时,也从没有战士出过事。”说到这儿,他的手挥舞着,语速也提高了很多。在有“虫蛀的麻绳,锈蚀的钢丝”之称的川藏线上,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今年6月,50岁的高聚军接到退休命令,但他仍然工作在一线。“我对领导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上一次川藏线。”这让黄团长和其他团部领导很为难:“首先是退休后再上线不符合部队的规定,更何况老高在川藏线上30年,落下了一身病,万一出意外怎么办?”但高聚军再三请求,黄晓强只好答应考虑考虑。“和其他班子领导商量后,我们决定先给老高做个体检,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就让他上线”。
最终,高聚军成功地上了线,但是黄团长只允许他跟车队到新都桥兵站。“以前都是开收尾车,心思都放在开车和修车上了,这次坐在副驾驶座上,可以好好看看风景了。”高聚军说。
一路走来,川藏线上的风景确实诱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开阔地上的河流闪着粼粼的波光。多年来,川藏线一直是摄影爱好者的圣地。但是,这条路上同样潜伏着危险。
高聚军说,30年前,他第一次上线时就感受到了川藏公路的险恶。当时,他所在的车队在天全到雅安路段遭遇塌方,前面的306号车在夜幕中绕行时不幸开下悬崖,掉到了青衣江里。“车上的3名战友跟我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到最后只找到了两个,他们被江水冲刷得全身只剩下了一条腰带”。
从此,每次经过这一路段,高聚军都会给战友带上几瓶老白干儿,点上几支烟。由于车队不能停留,他就在驾驶室里把酒洒在弯道上,把烟投向青衣江中,嘴里念叨:“老兵,我来看你们了。”
尽管知道川藏线的凶险,高聚军还是义无反顾地跑了30年。不仅如此,他还让儿子高铭也当了川藏线上的汽车兵。谈起让儿子当汽车兵的原因,憨厚的高聚军反反复复就一句话:“川藏线能教育人!”在他看来,只有亲自跑几趟川藏线,才能明白什么叫吃苦,什么叫奉献。
如今,高铭已经成长为九连的副连长,正是高聚军20多年前曾担任的职务。高聚军说,那时每次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藏区时,他都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他希望儿子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三
车队继续向西藏行进。16日上午,翻过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剪子山下行时,十几间低矮的平房出现在记者视野中,这些房子有的已经没有了屋顶,只剩下几堵光秃秃的墙。墙上“把兵站当家园建”的标语告诉人们,这是一座废弃的兵站。
某汽车团股长周文质说,因为距离新都桥135公里,这个曾经的兵站被称为135兵站。他记得,自己10年前第一次上线就住过这里,当时“晚餐吃的是罐头肉炖萝卜,一夜冻得不行”。
“以前这一路段全是泥洼路,车队从上一站雅江兵站到这里不到50公里的路却需要走五六个小时,西进东返的汽车兵们必须在这里休整。”曾在135兵站驻守两年半的柏冬明说,兵站之所以被废弃,主要是因为川藏线路况的改善。“柏油路修好后,从雅江兵站出发的车队只需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122公里以外的理塘兵站。”而夹在中间的135兵站完成了历史使命,于2002年退出了汽车兵的视野。
当车队开进这个曾经的兵站大院时,大家很惊讶,废弃的房子里竟然还住着人。一个蓄着胡子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屋外的台阶上,打量着车队一行。
一番攀谈后,记者得知他叫唐东,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公路管理局理塘公路分局135道班的养护工。兵站废弃后,他就和道班里的7个工人一起借住到了这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养护兵站附近的18公里路,“修补坑洼的路面,有塌方及时汇报,帮助抛锚车,清扫游客留下的垃圾”。
唐东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记者,他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川藏线筑路工人的后代。他的父亲唐品华17岁就来到了这里修路。“川藏线建成后,我父亲他们就抓阄,决定谁留下谁离开。”最终,唐品华留了下来,直到1992年去世。“我父亲从小是孤儿,他一辈子都在川藏线上,对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临终前,他希望我能接他的班”。
当时,唐东本可以选择教书,但是他最终还是来到了这里。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替父亲完成他没完成的使命”。
这时,一名身穿橘黄色工作服的养护工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透过掀开的门帘向里望去,熏得黑黄的墙面上拉着一根晾衣绳,几件衣服随意地搭在上面。晾衣绳下方堆满了劈好的木柴,这是他们冬天烧饭取暖的燃料。木柴占据了房子大半的空间,一张老旧的双人床孤零零地横在木柴前面。一个汽车兵走进几间屋子跟道班工人打招呼,出来后,他沉默了半晌,盯着地上的一簇杂草说:“他们比我们艰苦多了。”
车队驶出135兵站后,记者注意到,每隔十几公里,路边就会出现几个橘黄色的身影,拿着铁锹洋镐在路基上忙碌着。临近中午,在路边的空地上,几个养护工人围坐在一小堆篝火旁,啃着随身带来的干粮。在汽车掀起的扬尘里,他们长长的头发像乱草一样蓬着。
四
在海拔4187米的理塘兵站,一排水龙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路走来,兵站的水龙头都在室内,唯独理塘兵站例外。难道战士们就不怕管道被冻裂?
还没来得及询问,理塘兵站指导员张小兵就满脸自豪地向大家宣布:“我们是川藏线上唯一拥有温泉的兵站!”那水管里流出的竟然是温泉水!
这时,张小兵拉着一位藏族大哥向大家介绍,温泉就是从他的家里引入兵站的。这位藏族大哥名叫多来索南,黝黑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多来索南的汉话说得很流利,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家离兵站只有200多米,他家旁边的小山是一座天然的温泉宝库。15年前,凭借自然的馈赠,多来索南建起了一座温泉浴室对外经营。
记者随多来索南去他家,远远就望见旁边的山脚下腾着热气。凑近一看,大小几股泉水从石缝间冒出来,沿着山势静静地流淌,汇成涓涓细流。“摸一摸水温。” 多来索南笑呵呵地说。记者伸手一试,竟然还有些烫手。
而在200米开外的理塘兵站,战士们洗澡只能依靠锅炉烧水。在高海拔的环境下,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多来索南从小就喜欢解放军,兵站里的战士去浴室洗澡时他从不收钱。久而久之,多来索南的浴室就有了一个美称——拥军温泉。
为了解决过往汽车兵的洗浴问题,兵站领导和多来索南商量,能不能铺设一条管道,把他家的温泉引一部分到兵站。多来索南当即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理塘兵站门口附近就多了一排水池。只要打开水龙头,冒着热气的温泉水就“哗哗”地往外流。风尘仆仆的汽车兵来到这里,打上一桶温泉水便能洗去一身疲惫。有战士不禁感慨:“更喜温泉池水净,飞尘浴后一身轻。”
沿理塘兵站西进166公里,便来到了进藏前的最后一个兵站——巴塘大站。在巴塘兵站,同行的3名记者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车队决定在这里休整1天。
政委徐新海告诉记者,巴塘县地处川、藏、滇交界处,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传统半农半牧县。近5000名贫困牧民常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山、半高山地带,过着择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生存环境恶劣。
2009年,巴塘县在全县牧区推行“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海拔4600米的德达牧业村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定居点建设所需要的近2000吨沙、石、水泥无法运输上去。川藏兵站部得知后,先后两次派出了200多辆军车为牧民无偿运输建筑材料,为牧民节约运费近100万元。
巴塘县夏邛镇党委书记格桑扎西至今仍记得2012年的那场火灾。那年,一个孩子点火取暖不慎引燃了红军山山脚右侧的树林,大火很快烧了起来。附近的拉宗伙、择曲伙两村迅速组织村民灭火,3名巴塘大站的战士正好路过,也加入了扑火的行列中。但是,火势太大了,眼看就要无法控制,村民马上向巴塘大站请求支援。大站的30多名战士立即赶来,和村民们一起奋战了3个小时,终于扑灭了这场即将燃向村庄的大火。
“这些只是千里川藏线上军民团结的一个缩影。”川藏兵站部政委翟风竹说,“事实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川藏线上的汽车兵就把雪域高原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五
18日中午,车队到达海通兵站,恰好赶上某汽车团的运油营在这里吃午饭。14时出发时,记者坐上了运油营车队四级军士长李发海驾驶的527号车。
一路上,李发海和记者聊得最多的是妻子文琳和3岁的女儿李梦琦。和川藏线上大部分的汽车兵一样,他们只能在每年一次的休假期间相聚。李发海说,小梦琦是他最大的牵挂。“我每天都要给她打一个电话,梦琦最爱对我说的就是,爸爸我想你!”说到这里,他眼睛盯着前面的路,嘴角却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但在女儿的意识中,爸爸只是电话那一头熟悉的声音,当李发海休假回家时,她还是会拒绝这个陌生人的拥抱。“等她肯开口叫爸爸的时候,我的休假也该结束了”。
李发海说,有一个细节让他特别地揪心。今年年初他即将归队时,小梦琦忽然问道:“爸爸,你要回你家,不住我和妈妈家了?”讲到这儿,他苦笑了一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女儿。”
经过反复考虑,今年8月,他把妻子文琳和女儿从贵州老家接到了夹江县驻地。梦琦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李发海的计划是让她在夹江读完一学期,然后一家人回贵州过年休假,开春时再回来。
15年来,汽车兵李发海像候鸟一样不停穿梭在川藏线上。如今,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成了候鸟,跟随他在家乡和驻地之间来回迁徙。
在线上采访,一对士官夫妻余兵兵和陈丹丹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他们一家来说,相聚似乎更加艰难。
川藏兵站部某汽车团教导队助教、四级军士长余兵兵告诉记者,每天晚上他总会接到妻子陈丹丹打来的电话。余兵兵知道,每当夜幕降临,身为扎木大站医疗所士官护士的妻子就会想念远在雅安的儿子,他们的通话内容也始终和儿子相关。
余兵兵的驻地位于成都市蒲江县,距离妻子的驻地林芝地区波密县扎木大站约1500公里。在结婚后的7年里,两人每年只能见上一两次面。有战友笑称,他俩就是现实版的牛郎织女。
2011年,他们的儿子降生了。“余兵兵给儿子取名‘余思辰’,代表着他对我的思念。”陈丹丹小声告诉记者,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由于两人都在川藏线上服役,儿子只好交给在雅安的外公外婆抚养。余兵兵每月从蒲江回雅安两次,和儿子关系还比较近。而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陈丹丹来说,每年只能在休假时才能见到孩子。“很多时候,孩子都对我爱搭不理。在他的意识里,妈妈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说到这儿,陈丹丹的眼睛湿润了。
“川藏线上和家人两地相隔的汽车兵有很多,但夫妻双方都在部队,一家三口相隔三地的恐怕也只有我和丹丹了。”余兵兵担心,妻子一直不在孩子身边会影响他的成长。但陈丹丹也有自己的苦衷:“高原地区因为条件艰苦,工资收入要高于内地。我想多待几年,为思辰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但一想起儿子看见自己时陌生的眼神,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孩子的成长不能没有妈妈。”如今,余兵兵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去高原驻守,让妻子调回雅安,守在孩子身边。
六
20日清晨,车队来到八宿县烈士陵园。陵园里的杨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一座烈士纪念碑在摇曳的枝叶间格外显眼。在纪念碑左边,一座石头垒砌的坟墓紧靠着一棵白杨树,水泥墓碑上刻着“徐思平烈士之墓”。
哦,这就是徐思平烈士!前天晚上,记者才从黄晓强团长的讲述中“认识”了他。
1993年3月29日,当时还是战士的黄晓强同五连九班班长徐思平一起执行当年第一趟上线任务。当车队行至安久拉山山顶时,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雨刮器刮再快也看不到路,挂上防滑链条也走不动”。
但是,车队不能等,否则就会被困,战士们只能开路前行。在行进中,由于看不清路面,53号车的左后轮忽然陷进了半米深的冰坑,车体倾斜接近40度,随时可能翻落山崖。“危机关头,徐班长提出用两台车同时向外拖,他则跳上了那辆没有人敢开的险车”。
哨音一响,两台东风车同时后倒,急加速起步,用惯性“一下子把车拉了出来”。“但就在这时,左侧拖车的钢丝绳突然从牵引挂钩处断裂,击碎了53号车的左挡风玻璃,击穿了徐班长的左眉骨。”说到此时,黄晓强眉头紧锁,看得出来,他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景。
“徐班长的额头立刻血流如注,连脑浆都能看得见”。距离徐思平5米远的黄晓强立即扶徐思平下了车。卫生员用三角巾包扎伤口后,徐思平被紧急后送至八宿县医院,“70公路的雪路走了4个小时”。
黄晓强坐在驾驶室中间,把徐思平抱在怀里。徐思平头上的血不断透过三角巾往外冒,染红了他的上衣。“当时他对我说,晓强,我还想跟着连队往里走。”黄团长的话音有些颤抖,“一路上,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感觉到这双手在一点点变凉”。
到八宿县医院时,徐思平基本上没有了生命迹象。凌晨2时,经过紧急抢救后,医生宣布了他的死亡。“我和战友们在医院嚎啕大哭,我真恨不得长出一双翅膀来,把徐班长送到内地的大医院去,把他救活。”黄晓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当时的医疗条件再好一些,他的老班长有可能不会牺牲。
烈士徐思平的墓坐落在八宿县烈士陵园,紧靠着他熟悉的川藏线。多年来,黄晓强每次上线都要来这里看看老班长,点烟、敬酒,跟他说一说川藏线这些年的变化。
21年间,川藏线确实变了很多。泥洼路上铺起了平整的沥青,隧道替代了险峻的盘山路,汽车兵的运输车也从老旧的康明斯换成了崭新的斯太尔。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不会改变,比如稀薄的空气、恶劣的气候、松散的地质和破碎的岩层。因此,高原疾病、塌方和泥石流就像幽灵一般潜伏在每一次上线途中。
离开烈士陵园,车队缓缓地朝拉萨方向开动了。在以后的3天路程中,记者脑海中始终浮现着徐思平的故事。没想到,车队到达拉萨后,黄团长所在的汽车团在八宿传来了一个更加令人悲痛的噩耗。
24日上午,该团一营车队行至西八宿县白马兵站时,24岁的战士杨啸天忽然感到嗓子不适,随即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八宿县人民医院。送至医院时,他的心跳已经十分微弱。供氧、心脏按压、强心针……医院采取了所有能用上的抢救手段,但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12时50分,杨啸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八宿,又是八宿!”黄团长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愤怒、悲凉和无奈。在残酷的高原气候面前,一场轻微的感冒都有可能引发肺水肿、脑水肿,带来生命危险。短短半个小时,突发高原疾病便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杨啸天是该团的驾驶员兼油料员,随同一营上线检测新装备的油耗情况。黄团长说,中士杨啸天已经在军营里度过了7年时光。7年里,他先在3连担任驾驶员,后于2010年年底被调往油库,练就了一套辨别油料的绝活,连年被评为优秀士兵。
今年6月,他刚刚回雅安老家和女友领了结婚证。他本来打算冬天休假时摆上几桌酒席,邀战友们欢聚一堂。但这个计划中的婚礼再也无法举行了。“我的兄弟我的兵,他还那么年轻,还有许多没有实现的人生梦境。我把我的战士带上了高原,却没有把他们全部安全带回去……”面对离去的战友,黄团长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
27日10时,川藏兵站部在雅安为杨啸天召开了追悼会。在怒江山和安久拉山脉,全体上线官兵车队停驶,汽笛长鸣,深深默哀。
在拉萨贡嘎机场,记者收到了黄团长发来的一条信息:我恨川藏线,尽管现在路好了、车好了、待遇好了,但是它却仍在吞噬着汽车兵的青春乃至生命,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生死线’。但是,我又热爱这条线,因为它连通着内地与西藏,赋予了我们崇高的使命,锤炼了汽车兵钢筋铁骨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