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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师，总有一双眼睛，暗地里扫视着每一个人，一旦发现“可疑人物”，便死死盯住不放。
有人结婚了，它要盯一眼；有人怀孕了，它要盯得更紧些；要是有年纪较大的妇女准备生二胎，这双眼睛便会打起十二分精神，一直盯到婴儿呱呱坠地。
这双喜欢窥探的眼睛，虽说有300多度的近视，却能够将4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情况尽收眼底。在9师，沿394公里长的边境线分布的11个团场当中，全部安插了它的“眼线”，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敏锐的目光。
提起眼睛的主人吴世兰，一名“眼线”回忆道：吴医生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可得给我盯紧了，一个（孕妇）都不能落下。”
只有妈妈健康了，一个家庭才可能幸福
吴世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师疾控中心的妇幼保健医师，因为当地的特殊情况，她要负责师部所有孕妇的怀孕建档、孕期检查，还要定期下团场“蹲点”——监督指导全师的妇幼保健工作。
由于地广人稀、民族众多，想要及时发现疾病的蛛丝马迹，第一时间收治孕产妇，这位平日里不善言辞的中年女医生只得让自己变得“犀利”又“八卦”。
孕妇才一踏进她的诊室，就已经被她的目光进行了一番首轮筛查，上了年纪的，身体肥胖的，面黄肌瘦的……统统被她在心里打上了“重点盯视对象的标记”。
经过几轮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询问，那些被最终确定为高危孕妇的人群，会被她在妇幼保健卡的封面上打一个大大的星号，这些人的电话号码将被存进吴世兰的手机，供她随时追踪。
被她电话轰炸过的人不在少数。她会时不时打电话给患者，提醒对方记得来复诊，尽快做某项检查，或干脆要求对方住院治疗。
有的孕妇性格大大咧咧，怀孕中后期身体出现全身瘙痒还自认为是“胎气”，在吴世兰的一路电话催促下，才及时住进了医院，避免了因妊娠合并糖尿病而造成胎死宫内的悲剧。
她手下的“眼线”——各个团场和连队卫生员的日子也不大好过。自从2006年吴世兰接手9师的妇幼工作，他们就开始了“盯人”和“被人盯”的生活。
吴世兰要求他们盯住当地的“大肚子”，“从发现有人结婚开始就得提高警惕”，与此同时，还要定期向师疾控中心汇报，在吴世兰问起的时候，要说得出数据。
“这样要求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位46岁的女医生无奈地说。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地区的连队，这样的土办法，反倒是最有效的法子。
哈萨克族妇女张勒汗家的胖娃娃已经9个月大了，小家伙圆圆的脸蛋儿，肢如藕节，模样十分可爱。这个名叫阿勒赫斯的小男孩，就是在吴世兰的“紧盯不放”下出生的。
张勒汗怀孕的时候已经38岁，属于高危产妇的范畴，她所在的165团4连，位于塔尔巴哈台山脉的一个山脚下。平日里，除了连队职工和不远处守卫国境线的巴依扎木边防连，这个几乎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界的地方再无人烟。冬天下雪后，齐腰深的积雪会将这里与外界完全隔绝。
仅仅8年以前，在这个闭塞的地方，人们对于怀孕和生产的观念，还停留在“听天由命”的原始阶段。人们没听说过产检，许多牧民的孩子都出生在深山的帐篷里，就连吴世兰自己，也曾亲手接生过一个没有颅骨的无脑儿。
而今，在吴世兰和当地卫生员杨宏斌的紧盯不放之下，即使是上了年纪的老年哈萨克妇女，都会用略显生硬的汉语，学着卫生员的语气说：怀孕了要产检、生娃娃要去医院。
“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就足够挽救一个家庭。”吴世兰说。
20多年前，还是妇产科实习医生的她曾亲眼目睹过一起悲壮的死亡。那是一个哈萨克族的年轻产妇，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却不自知，送到塔城市医院的时候已经快要临盆了。
产房里，这名20多岁的准妈妈脸色灰白，因为心脏病的缘故，她只能全程坐在产床上生产。吴世兰至今仍记得那名孕妇生产时艰难的表情和痛苦的嘶吼，当婴儿啼哭声响起时，这位妈妈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仰面直挺挺地倒下，死去了。
出生和死亡在同一时刻发生，这样的场景带给在场所有人极大的震撼。产房外，新生命的降临同样无法冲淡死亡带给这个家庭的悲伤，一家人禁不住放声大哭。
“孩子奶奶可怜孙女刚出生就没了妈妈，还一直哭诉家里穷，当初好不容易凑了50只羊做彩礼才娶上这么个媳妇，如今却什么都没了……”回忆当时那惨痛的画面，吴世兰历历在目。
“我当时就感慨：一个家庭，只有妈妈健康了，这个家才可能幸福。”她说。
女性的孕期好比一所学校，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每一位孕妇平安、顺利地毕业
在9师，经过吴世兰和同事们的严密“盯梢”，当地孕产妇的住院分娩率已经从过去的“无数据可查”，达到了如今的100%。
根据国务院2011年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我国未来10年保障孕产妇安全分娩的目标是：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85%以上，全国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8%以上，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6%以上。
吴世兰喜欢将女性的孕期比作一所学校，她的工作就是让每一位孕妇平安、顺利地毕业。话虽如此，“学生们”毕了业，吴世兰还会忍不住再多盯一阵。
她时常告诫负责幼儿保健的同事、哈萨克族医生阿曼·克里木：“幼儿保健不是单纯地给孩子检查身高体重。”
“孩子的喂养是否正确、是否缺钙，4到6个月大时该如何添加辅食，这些都是保健医生需要了解的。”吴世兰严肃地说，“到了一岁到一岁半的时候，如果孩子的囟门没有闭合，要考虑是不是缺钙；如果闭合过早，是不是大脑发育有问题？”
“有时候家长可以不理解，但一个好的保健医生要考虑很多！”吴世兰说。
“看到有的新妈妈哺乳姿势不正确，她甚至会手把手地教。”吴世兰的细致，让一个产妇记忆犹新。
她经常跟阿曼背着装有听诊器、血压计和儿童秤的大背包，按照产妇建档时留下的地址，去登门访视。
夏天的时候，胖胖的阿曼会骑着自己的摩托车载着吴世兰；到了冬天，积雪没到膝盖，这一胖一瘦两个女医生就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走过去。
“因为访视的时间都是事先约定好的，刮风下雨，我们都得过去。”阿曼说，她还记得去年冬天的一场雪后，她和吴世兰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那户住在郊区的产妇家。
“看到我们，产妇一家感动得不得了。”阿曼忍不住咧嘴笑了，“他们都没想到，这样的天气我们还会过来。检查过后，一个劲儿留我们吃饭。”
走在9师所在的额敏县大街上，吴世兰时常能碰到被她盯过的“熟人”。
她自己往往记不清对方姓甚名谁，但对方总会热情地唤她“吴医生”。带孩子的妇女忍不住把孩子抱给她瞧瞧；开店的老板认出她，总坚持要给她算便宜些。
“其实我做的都是特别平常的事儿。”看到对方的热情反应，吴世兰心里觉得温暖之余有点儿不好意思，“人命关天的工作，要做肯定就得做好啊！”
为了更好地跟少数民族产妇沟通，吴世兰和团场的妇幼专干们还自学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
注意到牧民们的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贫血，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当地的卫生员们强调，一定要督促少数民族的孕妇们检查是否贫血，指导她们科学饮食。
下团场蹲点的时候，她自己也会挨家挨户地到牧民家里科普住院分娩的好处、母乳喂养的优点，以及如何应对新生儿的湿疹等问题，还口中念念有词地教牧民妇女正确的哺乳姿势“胸贴胸、腹贴腹、下颚贴乳头”。
疾控中心都靠这些“兵二代”支撑，年轻一代能出去的都出去了
兵团9师虽然被称作“戍边大师”，在4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口却只有7万多。但即便如此，医疗资源的匮乏还是令基层的医生们分身乏术。
在整个9师范围内，只有师部医院这一家三级医院。下面各团场的医院条件非常有限，妇产科能做的手术只有剖腹产手术，遇到疑难病症和严重问题，都需要提前将患者转移到9师医院，或者更具资质的地方医院。
吴世兰在9师163团担任妇产科医生的时候，整个团场医院只有她一名妇产科医生，每个星期，她既要出门诊，又要接生、做剖腹产手术，有的时候，还要值夜班。
因为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生活，1999年，初次怀孕的吴世兰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出差半个月，回来一看，她腿肿得一摁一个坑。”吴世兰的丈夫赵东宾心疼地回忆，“自己怀着孕还成天站着给别人做剖腹产手术。”
怀孕7个多月的一天，吴世兰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被丈夫拉到9师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她患了妊高症。
赵东宾忍不住埋怨她：自己就是干妇幼这行的，怎么反倒让自己得了妊高症？但看到吴世兰难过的样子，又只能去安慰她。
“没办法，团场就只有她一个医生。好不容易下了班，患者一个电话，或者一来敲门，就又出去了。”赵东宾叹了口气，说道，“看见患者家属那么着急，你能忍心不管吗？”
她今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常常羡慕妈妈患者家的孩子，因为“她回到家后就很少笑，态度总是很严肃”。
“可能是见患者的时候笑得太多了，回家连笑都笑不动了。”吴世兰有些难过地说。为了弥补儿子，她今年休假的时候，带儿子去了趟北戴河旅游，让生长在戈壁和雪山之间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吴世兰和丈夫赵东宾都是兵团第二代人，这一代人出生在新疆，现在又成了建设这里的中坚力量。
“兵团第三代，能考学的考出去，考不上的也要去内地打工。”9师疾控中心主任姚庆华说，“内地人看这边的雪山、戈壁可能觉得壮美，可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只会觉得单调、荒芜。”
吴世兰还记得20多年前自己在石河子卫校读书时，一位从上海过来支援新疆建设的老师所讲述的自己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故事里母亲对孩子的关爱，让她爱上了这个职业。
“我们的水平可能没那么高，全凭认真和耐心。”吴世兰谦逊地说，“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专业人才到我们这儿来。”
“那时候，我这双紧盯着别人的眼睛，就能得空歇歇了。”吴世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