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寺的老道

    太常寺没有道士，太常寺也不是道观。太常寺是古时管理礼乐的机关，自北齐始建太常寺，直到清末废止。清人俞蛟《梦厂杂著》中有一篇《太常仙蝶记》说“太常寺有仙蝶，大于杯，色微黄，而绯脉绀缕，或云明代故物，或云元时已有之，均无可考。春夏秋三时，蹁跹飞舞于苍松古柏间。香径花房，非所恋也。人以‘老道’呼之，则冉冉而下。”后面讲了仙蝶和乾隆互动的故事，仙蝶面圣，皇帝赋诗。太常仙蝶清代记载颇多，清人震钧《天咫偶闻》、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亦有提到。

    我在这儿不想说十全老人（乾隆）的故事，只想谈谈老道这个词，谈谈北京话里的虫儿。北京话蝴蝶（húdíe）发音做蝴蝶（hùtǐer），这是北京人都了然的。其中黄色蝴蝶叫老道，到上世纪80年代我小时候，已经少有人这么说了。我知道这个词还是中学时看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灰菜、马笕菜都长得很肥。牵牛花，野茉莉。飞着好些粉蝶儿，还有北京人叫做‘老道’的黄蝴蝶”。这篇小说，汪曾祺很得意，在他谈E创作的文章里多次提到。故事里老舍沉了太平湖，当他死前，看了一天“老道”的上下飞舞，“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黄蝴蝶怎么叫了“老道”，有一说黄蝴蝶常飞到白云观授人以道术，因而尊称为老道。我想还是蝴蝶黄色的翅膀，像道士做法穿的道袍吧。

    老道作为虫子的名号，已算历史词语了。同样被扫入历史的还有“官儿老爷”和“官儿娘子”。老年间，入夏北京有卖“好肥骡子，好热车”的。用彩纸扎成小车或者小鹅、小鸭子，拉车的是蜣螂——屎壳郎。这是小型屎壳郎。还有种大的，要逮，得用水从地洞里灌出来，所谓“灌屎壳郎”。这种屎壳郎形体硕大，头生硬刺，有些像官员的缨帽。雄性叫“官儿老爷”、雌的叫“官儿娘子”。现在知道屎壳郎还有这么个名号的不多了，倒退百年“灌屎壳郎”，可是北京小孩的一件乐事。

    我小时候，入夏，还有不少虫子顶着它们的北京名字，出没在我的生活里。

    蝉，官称“知了”，北京话叫“季鸟”，都是从蝉鸣声演化来的。而另一部分北京人没听到知了、知了的叫声。在他们耳朵里，蝉声是“伏天儿、伏天儿”。可不是吗，有蝉声伏天就到了。于是蝉有了另一个北京话的名字“伏天儿”。我的伙伴还有拿废自行车轮胎熬胶，用鱼竿粘“伏天儿”的，看准树尖上的虫，迅速点到背上。手慢一点，只能听着“伏天儿、伏天儿”的声音跃向空中了。

    树上除了“伏天儿”还有“吊死鬼儿”（尺蠖）。夏日晚间，从胡同里大槐树下过，突然脖子一凉，多半是碰断了“吊死鬼儿”吐出的细丝，虫子掉到脖子里了。如若刚刚听了临院张大妈、刘奶奶讲的鬼故事，正急急往家奔，真能吓一跳。

    吓过了，孩子们又抄着签子、抄子，寻着蛐蛐的叫声，翻动墙角的破砖。抓到方头方脑的“棺材板儿”、长着大长牙的“老米”都能玩一阵子。如果翻了半天，逮到一只三尾儿（sānyǐr）大扎枪（雌蛐蛐），则只剩下失望了（雌蛐蛐不斗）。

    没逮过蝉没抓过蛐蛐，怎么也捉过蜻蜓吧。蜻蜓的种类最多，名号也最多。最常见是黄色的，叫做“黄儿”。纯红色的叫“辣椒”，灰色的是“灰儿”，满黑的“黑老婆儿”，翠绿的“老子儿”，绿色尾部一点蓝的“老干儿”，黄绿相间硕大的“老膏药”。如果能捉到一只“辣椒”或是“老干儿”，真能在小朋友面前骄傲一整天。

    不知什么时候，北京很难看到蜻蜓了，就像不知从什么时候北京开始变得硕大无比。夏天 “吊死鬼儿”少了，“伏天儿”的叫声也不常听到了。每当暑热，总会想到小时候在学校操场疯跑，一场雨，出现一个个水坑，反着金光，蒸出一团团热气，蜻蜓在水面上一点一点。没了。

    前几年，突然夏日雨后又能看到蜻蜓了，数量不多，种类单一，却仍然能让人心情大好。虽然雾霾时时笼罩，可某些方面北京的环境还是有所改善吧。希冀在某一个夏日，刀螂（螳螂）、黄儿、辣椒、棺材板儿、伏天儿一下都冒出来，让现在的孩子，也能享受我们曾有过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