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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蛤、青蟹行情持续看好，这喜煞了养殖户杨天杰。然而，当想扩大池塘时，他不禁眉头一皱：本钱从哪儿来？
这是中国农民的寻常问题。当他们有点梦想实现的时候，这只拦路虎一定在前方。尽管政府公布了许多支持政策，但是农民贷款难却始终挥之不去。农村金融遂成为“整个金融体系最为薄弱的环节”。
不过，杨天杰要幸运一些。一块“金融自治村”的牌子救了他，使他轻松贷到了急需的20万元。“现在，涛头村的大伙儿要贷款，不用麻烦找行长了，找村主任就行了。”
“金融自治”是农行浙江省分行的一个创举。在这种模式下，农民能不能贷到款，主要看村集体的裁决，不再是银行一家说了算。
涛头村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花鼓漫岛，附近海域无污染，水质好，非常适宜海水养殖。因此，该村每一户村民心中都有一幅致富蓝图。然而，这分雄心却常常受资金短缺的困扰。像杨天杰那样，不认识银行的人，手续也不知道，又没啥能担保的，在银行碰壁几乎是必然的。
“目前，农村金融供给制度与需求不相适应和匹配。这是导致农民贷款难进而引发贷款贵的重要原因。”农行台州分行副行长吴章强说，一方面农民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满足不了，另一方面银行发展农村金融又面临着“五难”，即“可贷农户难选、放贷额度难定、贷款用途难管、管理成本难降、银行风险难控”。
一位银行员工把其中关键说得更直接：“农村金融供给短缺，没有谁比银行更清楚。可是，这个买卖却很难做。辛苦不算，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经营，就很难让人接受了。”农村金融的盘子里，基础设施贷款和龙头企业贷款或还划算，农民贷款就太不合适了。额度小，成本高，风险大，效益少。
这次创新的火花最早亮起在浙江永康。2013年下半年，农行永康支行即在花街镇方村试点金融自治模式：只要村里找5位联保的村民，再由村两委审核、公示，农行审核通过，就可以从农行贷到10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办理流程非常简便。
农行永康支行行长吕晓东称，在长期服务“三农”中，农行发现村两委有“五最”——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最能管控农村的物权，最希望村民致富，最能及时识别农户贷款风险，最能协助银行化解农户贷款风险——正适合架起农民与银行之间的桥梁。何不与村两委一起为村民搞金融服务呢？
一个以“六自”流程为核心的自治制度被“创”出来：客户自荐，农户向村两委提出贷款需求，经村两委公开筛选出诚信农户向农行推荐；担保自组，农户提供村两委认可的保证人；借款自主，贷款经过农行审核签约后，农户在额度和期限内随时通过“惠农通”等渠道获得贷款，利息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用款自律，村民对贷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确保贷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服务自助，农民足不出村就可通过设在村里的“惠农通”机具办理借款、还款、汇款、缴费等业务；守信自励，农行为每个村、每个农户提供的优先信用额度、利率优惠幅度等政策直接与各自的金融自治情况挂钩，自治情况越好，获得的优惠越多。
生平头一回一次性拿到10万元钱，方村许多村民手都有些颤抖。“一定不会失信，否则不仅自己在村里抬不起头，还会影响其他村民。”村民陈天真说。事实上，真有人贷了款无力偿还的，这消息马上被邻居知道了。不用银行自己说，村里家家户户都盯着他，实在不行帮他垫钱也要还上。当真是“一户当老赖，全村不答应”。
涛头村则更进一步。这个年产值一亿多元，村集体年收入1000万元，人均年收入一万美元的村落，农行给予了更大的自由——直接给村里授信3500万元，户均可贷上限提至30万元。该村村主任林小快说：“那些真正想勤劳致富、有需要的村民我们才给通过，那些偷奸耍滑、没需要的我们一个子儿也不放给他。何况，村集体每年有分红，万一谁出了岔子，我们还能扣分红补窟窿。因此，银行对我们村非常放心。”
据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介绍，目前，全浙江205个行政村获得“农村金融自治村”的称号，截至9月底，这些自治村的贷款余额7.15亿元，惠及农户5858户，还没有发生过一笔逾期。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