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反观一个让孩子恐慌的时代

    盗火的神话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而“盗火”的现实也正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教育活动之中。

    这些年，教育既是社会的热点，又是社会的痛点。有鉴于此，今年国务院推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希望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与此呼应，由新星出版社推出的《盗火者》一书意在唤起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一种从思想到实践、从方法到态度、从过程到结果、从宏观到微观的关注，一种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从社会教育到自我教育的全方位的关注。

    在“什么是最好的教育”这个问题上，有专家提出：“有必要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讨论。”

    由此看来，中国的“盗火者”们以其坚实的行动，正在引领一场静悄悄的教育革命，他们在凝聚共识并提取最大公约数，在“盗取”人类文明的智慧之火以照亮教育改革之路。这场革命虽然不是大张旗鼓，却关乎整个民族教育素养的提升。

    现在，人们对宏观的教育问题缺乏关注，而对应试升学等具体教育问题却过度关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指出，这是一个让孩子特别恐慌的时代——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进前15名，54.7%的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到博士学位，这些高期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去不断浇水，过度施肥，生怕风吹雨淋，那么培育出来的只可能是温室里的花朵。然而，现在的学校和家庭恰恰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培育学生。于是在单一应试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被挤压，他们自私、偏狭、患得患失、缺乏常识，就像诗人王小妮所说：“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上读到的是困惑、迷茫、贫乏和冷漠。”

    单一教育模式的另一种弊端是过于功利的教育期待：家长、社会、学校、老师、学生都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于是，学生们两耳不闻窗外事，无暇观察花木鸟兽，无暇辩论歌吟。过于功利的教育期待后面，是教育之外的就业压力。教育承担着过于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扭曲了教育的本义，造成了一种恶果：单向度的教育模式培养出单向度的“扁平人”，钱理群称，他们“无法应对灾难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时代”，就像单一基因的植物无法抵抗病虫害一样。用完整的教育造就完整的人，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

    只重结果不重过程，也是现行教育模式的痼疾。《盗火者》中写到的中学语文教师蔡朝阳、郭初阳等人为矫正这一痼疾，和语文教材“杠上了”。他们不能容忍语文课本里的《我选我》所暗示的“权力的隐形结构”，不能容忍只在乎结果完美、不尊重过程丰富的形式主义，不能容忍忽视程序正义的装模作样，不能容忍编造《爱迪生救妈妈》的虚假故事——郭初阳说：“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编一个故事来宣讲真理，但是真理从来不是通过假话来传递的。”

    相比之下，《盗火者》中提到的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特级教师魏勇似乎更有谋略。他包容理解当下的“主流价值观”，也推崇“自由的教育”。他对历史课堂进行改变，纠正学生常识上的偏差，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并具有质疑精神。他试图在应付考试和独立思考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一线教师的折中选择。

    作为一种“必要的乌托邦”，教育承载着传承智慧、点燃希望的重担，也承担着为社会重组文化DNA的使命。社会无论给予教育以怎样的关注，都是应该而且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