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所有的不平静都源于那个躁动着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回程的路上,内心波涛汹涌。我觉得我应该下决心了。
大学毕业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进省会城市的一家媒体,另一个选择是进三线城市的一个政府机关。
那时候都市媒体正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但是用工极不规范,不解决户口,没有编制,甚至连正式的聘用合同都没有。很奇怪的是,即便这样,很多人还是抛弃了体制内的铁饭碗,端起媒体这个瓷饭碗。那是一个走出体制鼓励流动的年代。
大学时发表了很多文章,报社一直是我心仪的单位。不过我还是担心,万一进了媒体,一直这么“临时”下去,以后不能站稳脚跟。有一次我听到电台节目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先生存,再发展”。那是说给毕业生听的,我很受启发,最终选择了政府机关,因为在那儿我是有编制的。
也还算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留在了市里。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当时是有底线的,说什么也不能再回去找工作。我不喜欢县城的氛围,人的活动半径小,视野也窄,衡量人的标准也过于单一。比如,他们评价你过得好不好,就看你是否混上了一官半职。城市空间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就越少,也相对更自在一些。只要没回到生活原点,我多少还能宽慰一下自己。
在机关的两年里,还是在想着报社的那份工作。办公室里没有订我有机会入职的那家报社的报纸,因此每天下班后,我会走很长一段路,找个报亭买一份。那份报纸上的新闻,大部分和我生活的这座三线城市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每天还是要看一看。我能预感到,我不会在机关里待一辈子。
在机关工作满一年时,我想过辞职,但又觉得刚刚干了一年就走人,太不厚道。其实心里还有另一层打算:再忍忍,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机关的工作,怎么着都是一辈子,稳稳当当也没什么不好。
日子过得有些煎熬。虽然喜欢写作,但我喜欢的并不是机关里的公文。主任告诉我,起草领导讲话,你要揣摩领导习惯用的口气。我心想,我又不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知道他想用哪句话想用哪个词。开会时,我们这些当“小兵”的一边听领导讲话,一边还得仔细看着领导手边的水杯是不是该续水了;要是有工作上的应酬,吃饭时还得替领导挡酒。那叫一个累啊!但和我同时进机关的其他同事,都很快适应了这种职业模式。和他们一对比,我又会责怪自己适应能力差,内心在斗争着,是不是要挑战一下自己的适应力。
我知道我所有的不平静都源于那个躁动着的没有实现的理想。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准备回到原先那家报社和领导谈一谈,看看他们是否还愿意接收我。如果他们拒绝了我,那我就踏踏实实在机关待一辈子。没想到的是,报社领导还是很欢迎我,来吧,年轻人不就是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吗?编制?你看看报社里有几个人有编制啊?你说你在机关里那么不开心,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呢?
我觉得我应该下决心了。我合计了一下:报社目前还无法签正式合同,需要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等,刨去租房、缴纳各种保险金之后,每个月剩下的钱也比我在机关的工资多。
那一年国庆节,我带着老妈到北京好好地玩了一圈。那么多年了,老妈一直想到北京去看看,但舍不得花钱。即便在我工作后,她还是舍不得。那一年我骗她说,单位过节有福利,如果不去玩的话,这钱也不会返还现金的,咱不能浪费。
两个月后,2012年12月3日,我办好了离职手续到报社报到。那一年,我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