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些武器投向中国，我们拿什么来保护人民

    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纪念日，一场“戈壁情怀”座谈会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举行，会上放映的一部纪录片让几十名头发花白的军队医学专家热泪盈眶。他们都曾参加我国核试验生物效应研究，为我国军事医学防护研究事业贡献了青春。

    “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主持座谈会的一级教授王德文，朗诵起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他今年76岁了，是我国唯一全程参加核试验生物效应研究的医学专家，至今还带领团队在新武器效应与防护研究领域跋涉不止。

    “这是绝密，必须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1964年4月30日，王德文所在研究室主任刘雪桐把他叫到办公室，紧闭房门，郑重地说：“国家要进行核试验，我们奉命组建生物效应研究分队，组织上决定让你参加。”一股热血冲向王德文的头顶。

    刘雪桐接着说：“这是绝密，必须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王德文坚定地回答：“决不辜负组织信任，坚决完成任务！”

    随后，在我国停止核试验之前的32年里，王德文和同事们28次赴戈壁、进大漠，闯爆心、踏沾染，有的献出生命，有的落下残疾，但他们从没退缩，用忠诚和奉献，将我国防原医学研究推进至世界前列。

    “文革”期间，王德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不能到实验室工作。他十分痛苦，但坚信“保卫祖国的事情总得有人干”！白天受批斗，他就晚上在家里偷偷研究从大漠戈壁背回来的标本，查阅积累资料，没有一天中断过研究。

    199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许多人劝王德文：搞军事课题研究任务重，经费少，成果保密，无名无利，正好趁机转向民用医学，凭你的威望，一定能开拓出广阔天地。一位老友为他“支招”：肿瘤患者越来越多，搞这方面的研究肯定有市场。

    “军队科研人员怎么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那会成为金钱的奴隶。”王德文说。此后，他紧跟武器发展进程，牵头组建了全军重点实验室，对高新技术武器的致伤规律和防护展开全面研究，把事业拓展到新的领域和高度。

    核爆炸对人体的伤害不是4种而是6种

    11月4日，王德文一大早来到办公室后，拿出4颗红枣泡在水杯里，“红枣水保肝养颜啊！”他笑着说。

    学生们的眼圈却红了，他们知道这一天是导师“重生”10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秋天，某项重大课题研究进入关键阶段，两个星期里，王德文熬了6个通宵，最后累晕倒在办公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肝转氨酶高达3200个单位，是正常值的80倍，这导致肝脏大面积受损。在医院住了42天，身体一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出院第一天就走进了实验室。从那时起，红枣泡水就成了王德文的保肝“良药”。

    王德文常说，科研人员不上战场，但同样是战士，要有无所畏惧的血性。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咱们团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最早是从刘雪桐身上“沾染”来的。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王德文和同事们在现场进行生物效应研究，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求到距爆心最近的布放点回收动物。核爆炸产生100多种放射性核素，进入爆心就是与死神共舞。技术负责人刘雪桐拦住大家，挥着手说：“我已经儿女双全，最有资格冲在前面！”说完就走向离爆心最近的第一个布点。从那时起，“危险之际冲在前”就成为这个团队的传统。

    以后的核试验中，王德文担任病理分队队长，冲锋陷阵让他的身体遭受大量核辐射，器官功能受损，白细胞数量曾降到只有正常人的20%。

    “死神”没有让他们眨眼，苦累就更不在话下。

    一次最大当量的核爆炸后，大家穿戴厚重的防护服，昼夜不停地对大量实验动物进行剖检。盛夏的戈壁滩地表温度高达82摄氏度，动物尸体胀得像皮鼓，一刀下去，腐烂物喷了一身，但没有人当回事，擦把脸继续干。

    经过两昼夜奋战，他们终于完成任务，帐蓬里鼾声一片。王德文却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有新的病变还未发现，他爬起来步行两公里，把埋掉的动物扒出来，就地做起更精细的剖检来。第二天清晨，记录下最后一个数据，王德文感到极度疲劳，想抽支烟提提神，手却颤抖得怎么也划不着火柴，眼前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他已经被战友抬回了帐篷，他兴奋地说，有新发现、有新发现！接下来，王德文和团队对新数据进行分析，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核爆炸对人体的伤害不是传统的4种而是6种，对核武器防护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军52年来，王德文和他的团队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二等奖在内的重大奖项60多个，总后党委给他们荣记集体一等功。

    “假如有一天这些武器投向中国，我们拿什么来保护人民”

    “王老搞研究，就像高明的棋手，走一步能看好几步！”谈起王德文，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赞叹不已。国家和军队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时代发展到哪里科研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王德文几十年来的“路线图”。

    在防原医学研究中，王德文带领团队瞄准世界前沿起跑赶超，首先发现和提出核爆炸光辐射所致特殊部位烧伤规律和特点；提出地下核爆炸震动伤是不同于冲、烧、放伤的种类，并首先阐明其致伤范围、量效关系、临床病理特点和发生机理，研究出单兵与集体防护措施；首次完成核爆炸电磁脉冲致伤效应规律研究，使我国核防护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上世纪90年代，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几场高科技局部战争中，不少高新技术武器被投入实战，这引起王德文的高度关注，他对同事说：“假如有一天这些武器投向中国，我们拿什么来保护人民？”

    王德文风尘仆仆地赶到国防科技大学，与有关部门对高新技术武器防护研究问题进行商谈，此后还与几家国内顶尖科研单位合作，牵头组建了全军高技术武器生物效应与防护重点实验室。20年里，他们对百余项新武器杀伤规律进行全面研究，提出防护措施办法，研制防护药品，显著提高了我军医学防护和救治水平。

    让王德文欣慰的是，创新精神也在他的80多名学生身上传承。他们锐意进取，有的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有的成为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不少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挑起大梁。博士生左红艳毕业后7年内，申请到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全军率先开展强磁场生物效应研究，为制定特殊环境下军人作业标准和防护规范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