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7岁半的时候，著名作家王蒙拿到人生第一本书。尽管只是一本《小学生模范作文选》，但王蒙发现，世界不一样了，“头一次知道，月亮可以用皎洁形容，这可是大发现”。此后每天晚上，只要抬头看到月亮，王蒙都会想起这个从阅读中发现的对世界的新知。
11月19日，在深圳图书馆，当王蒙将这个故事讲给台下近400名观众时，所有人都笑了。
这是第十五届深圳读书月·深圳读书论坛中的一场，而王蒙已经不是第一次参与。将这位著名作家与这座以效率与速度著称的城市联系起来的，不是别的，是阅读。
“没有书作参考时，对世界的感知是模糊的，阅读之后，我们才能发现世界。”王蒙说。
对别的城市来说，这一天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可对深圳人来说，这是读书月的一天，阅读让这一天染上了书香。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11月都是深圳读书人的节日。
2013年10月，在读书月即将走入第14个年头之际，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称号。
高贵的低头
“amazing!” “amazing!”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走进深圳图书馆的第一反应。
11月16日，他到深圳图书馆做讲座，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孩子在看书。孩子们也喜欢他，叫他“萌爷爷”。
2011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第一次步入中心书城时，脱口而出的是同样的惊呼。“这里的人那么热爱读书，阅读在这座城市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博科娃说。
当年11月，深圳第十二届读书月开幕，博科娃特意发来贺信。此后，每年深圳读书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派来代表。
阅读让深圳赢得世界的关注，而在普通人眼里，15年时光凝铸的阅读已化成一个个动人的篇章。
2001年9月的一天，下班的路上，谢先莉正低着头赶路，意外地捡到了一张报纸。那是一张《深圳晚报》，当天的版面上印着大大的征文启事，主题是：我的读书故事。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因为没钱买书，总是偷偷找书看的经历。”攥着这张报纸，谢先莉回到宿舍，提笔写下自己的故事，不长，只有800多字。
3个月后的一个周末，谢先莉收到一封信，居然是征文活动一等奖的获奖通知书。“如果不是看到信封上印着‘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几个字，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谢先莉说。
颁奖在深圳大剧院举行，奖品是300元的购书券。当晚，谢先莉直接走进大剧院旁边的深圳书城，用这300元购书券买了10本书。
在此之前，谢先莉与别人并无不同，他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一家五金厂工作，常常加班到晚上11点。工作之余的生活被打牌、喝酒、买彩票填满。而从这一年开始，他的生活开始被读书填满。
数据显示，深圳人均购书量已经连续24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全市640座图书馆、200多台24小时自助图书馆已经成为深圳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设施。
每到晚上和周末，图书馆、书城满满的都是人。人人都捧着一本书，低头阅读。不同于手机造就的低头族，在深圳，低头多了一层含义：看书。
“看书也是低头，是高贵的低头。”独立文化学者胡野秋说。
今年3月，“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进了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年，深圳人已步入读书月的第十五个年头。
风一吹，“读”字变成“卖”字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刘楚才保留着一张1988年的人民日报。当时的版面上有一张图片：国内某一家著名图书馆门前冷落。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看到这个新闻后找到文化部求证，文化部建议记者去深圳看看。
“记者事先没有通知就直接赶到图书馆，结果吓了一跳，地板上坐的都是看书的人。”刘楚才说。
1996年，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举办，5元的入场券被炒到80元，10天销售额就达到2177万元，成为历届全国书市之最。
“书市里，人们推着超市的购物车买书，一个购物车都能放进去一个人。”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胡洪侠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书市有8.8折的优惠。
2000年11月，首届深圳读书月诞生。一开始，运作并不容易。首先是经费从哪里来？
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李统书专门批示：好事，要尽力做。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专项发展基金在文化建设费中拨出80万元，作为读书月的专项经费。
当时作为承办方的新华书店显然更关注书的销售。时任深圳市新华书店总经理汪顺安还记得，第一届读书月开幕时，主席台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抬头看见被风刮过的横幅，他马上拉着身边的王京生（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说：“局长你看，老天显灵了。”原来大风把“读”的言字旁给吹掉了，“读书月”成了“卖书月”，王京生笑着说：“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当时在深圳罗湖书城工作的朱德明回忆，当年还不能理解这个活动的价值点在哪儿。“但读书月过后一算，销售量增长居然超过了30%”。
此后每年的数据让书商们明白，读书月这事儿跟“卖书”有莫大关联。因为读书月的举办，每一年深圳书城的图书销售额都以20％到25％的同比增长率稳步攀升。
之前无人愿意出钱的活动开始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
2003年，从第四届读书月开始，政府主办变成政府委托承办制，企业开始成为读书月的承办运作方。2004年，深圳发行集团（即原深圳市新华书店）干脆拿下读书月的总承包权。报社、企业、出版社、文化研究中心、工会、团委等机构纷纷在读书月期间承办各种活动。
从2006年起，《晶报》承办评选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如今，这一活动成为各大出版社每年公关的重点项目。有一年，一家出版社老总在美国出差，得知评上了十大好书后，马上打电话回去加印两万册。
有了越来越多的活动承办方，读书月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今年第十五届读书月，主题活动达到了663项。活动的参与者也从首届的170万人上升到上千万人。
不仅如此，各种民间阅读组织也在深圳生根发芽。2007年，几个深圳的书友因为志趣相投、经常聚会，形成了深圳读书会，很快就拥有了数千名会员。专注于亲子阅读的三叶草，如今已经有两万多名会员。
据统计，目前深圳有民间阅读组织100多个，这些组织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组织着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成为读书月活动深入城市肌理的触角。
让最普通的市民爱上阅读，读书月才算成功
因为深圳的成功，不少省市都来取经，回去后效果如何？
“国内很多活动，办着办着就无疾而终，或者越来越鸡肋，为什么？没有把公益事业的利益机制建立起来。”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说，读书月跟书的销售是连在一起的，来书店的人多了，买书的人就多。读书月有强大的利益机制。刘楚才很庆幸读书月没有让图书馆来承办，“图书馆不卖书，没有动力啊”。
15年前，一位记者写过一篇文章，觉得深圳是在涵养文化绿洲。如今他说，深圳的文化绿洲已经是郁郁葱葱了。
从当初的快快上马到如今的走向国际，读书月15年不知上了多少个台阶。“现在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读书月。”尹昌龙说，读书月组委会在拼命搞策划，请全国专家来谈，把策划做成读书月的生命线。
这些年，深圳读书月已经从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阅读变得越来越立体化。一本书通过“漂流”的方式，让很多陌生人相识，一个人的阅读，变成一群人的阅读。
“对移动阅读，我们有微信随手拍，有中学生网上随笔大赛。”尹昌龙说，读书月的影响半径，从早期的校园，到家庭、企业、机关军营，进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今后，读书月能否更加国际化？
刘楚才特别希望能再开一次座谈会，好好地讨论一下读书月该如何延续。“要让读书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就跟吃饭、喝水一样”。
最近五六年，胡野秋觉得深圳人的阅读“下沉”了。以前邀请他讲座的基本都是深圳市图书馆、深圳市报告厅等市一级的机构，可如今，企业、偏远的街道也开始邀请他去做讲座。
“读书月走到了第十五届，已经形成了自我运转的机制。”胡野秋说，阅读开始从上向下沉，这是非常好的转变。
在很多学者眼中，深圳读书月是将个人的阅读行为上升为社会行为，但在胡野秋看来，发展到如今，读书月还需要再完成一次转变，那就是从社会行为转变回个人的阅读行为，变成全民自觉的阅读行为。
“读书月不是让读书人去读书，而是让普通人去读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是开启民智。”胡野秋有一个设想，能不能把每年读书月的活动经费拿出来一部分，给每个深圳市民一张购书券。这相当于文化惠民，给了普通市民一个接近阅读的方式。
在胡野秋看来，只有当最普通的市民都开始真正爱上阅读的时候，读书月才算成功，“阅读成为生活”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应该想一想以后的好时光。”有人说，这15年的读书月办下来，能请到的名家都已经请过了，全国的名家都来深圳唱过戏了，我们应该过渡到为自己搭台，给全国唱戏。
但王京生还有更远的考虑。在他看来，尽管目前深圳读书月发展得很好，但还必须聚全国才智，乃至世界才智，让这个城市永远享受到一流的讲座，“这样才是我们在文化上做的一件大好事”。
本报记者 李松涛 谢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