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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民间读书会诞生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它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公共媒体上，始于2010年。
这一年，是深圳读书月迈向新十年的第一年。
在保持埋首阅读的安静姿态多年后，深圳民间阅读组织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如果说2005年以前深圳全民阅读的重要收获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阅读阵地、阅读资源、阅读理念建设，那么2005年以后，深圳全民阅读的重心就转移到了阅读理念的实践上来，而在阅读理念的推广和实践中，民间阅读组织发挥了深入肌理的作用。
后院读书会：一帮“闲人”
11月末的深圳街头，阳光依然暖融融的，《故乡的原风景》的旋律时隐时现。5年前差不多的时间里，后院读书会成立了。
2009年10月的一天，深圳作家、媒体人王绍培跟几个朋友像往常一样喝茶聊天。有人提议：“不如我们就在这里聊聊书，搞个读书会。”当时他们喝茶的地方店号“后院”，这几个人就直接拿来，“后院读书会”就此诞生。
对于这个直接拿来的名号，读书会的人觉得正合他们的心意：“后院与前庭正好相反，我们所追求的，正是与大雅之堂迥异的意趣。后院意味着闲暇、自由、多元、低调、开放、个人和边缘……”
宋黎鹃当时也在场，她唤王绍培为“老王”，“老王说读书会要适应社交媒体的变化，不能总是一群老头子在玩，要让年轻人来，代表新生力量。”于是1年前70后宋黎鹃从老王手里接过大旗，成为后院读书会的执行会长。
后院刚刚走过5年，老王写了一篇东西纪念：当初在华侨城创意园后院餐厅几棵巨大的菠萝蜜树下起心动念，不过是三五个爱玩的人忽然想玩玩书，并无纳入任何宏大叙事体系的苗头。彼此都算是爱读书或者读过书的人，当然明白凡事都有独立而为的，也有合力而为的。读书是一己之事，同时也不妨是几个人之事，如果加上学问，三五素心人切磋而出火花、成果、了悟，古今中外都比比皆是。
老王说“玩玩书”，有人会觉得语涉轻佻。读书大抵被认为是需要沐浴焚香的高雅庄重之事。但老王用波普尔的一句话来明后院之志：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后院搞过旗袍读书会，有人说太“高大上”，排斥底层。宋黎鹃解释说因为当天主讲人是研究旗袍的专家，为了配合主题，请会员穿传统服饰来参加，主讲人也能当场点评大家的着装，传播知识。
老王说，很容易发现我们头脑里面“被设置”以及“自设置”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东西太多。我们之所以那么不容易宽容，跟大脑缺少弹性关系很大。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没有足够宽广的幅度，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个看上去多少有些“曲高”的读书会前两年突然开始接地气了。头两年微博正红的时候，后院在微博上搞了个“图书接力”的活动，一下子将这一小撮人带入公众视野中。
一本书能走多远？后院在2012年依靠微博开始了图书漂流，他们挑选了100本年度新书，分发到100名读者手中，开始在城市行走，规定15天后，必须交接给下一棒，交接时还要拍照。为了寻找下一个接棒人，读者开始在微博上@后院的官方微博，官微帮助找到接力人后再@上一个读者，“希望大家以书为媒介交朋友，线下交接书的时候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还有人成为情侣。”宋黎鹃笑着说。
接力历时4个月后，后院评选了几个奖，其中最佳创意图片奖颁给了一位阅读《对照记@1963》的读者。这本书是3位出生于1963年的“老男人”写的，他们分别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获奖的读者拍照时一只手举着半黄半白的封面，另一只手拿了一面女士梳妆的小镜子，让书名“对照记”几个大字映在镜子里。
宋黎鹃常常被问到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后院现在有多少会员？”她没办法去定义后院的会员，从广义上来说，凡是参加过读书会活动的人都算会员，这是一个无法去估量的数字。后院现在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一两百人。每周一到周四的晚上9点，三五个人每人15分钟在群里用语音分享推荐图书，之后大家讨论。边听边说，因此起名“听说后院”。如果群友当时没时间看，第二天就会发现上百条的聊天记录。群里的所有人都要向大家分享图书，不分享就会被“踢”出群，早期入群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读书月组委会主任尹昌龙因为没时间分享书目，也被“踢”出了群。宋黎鹃现在的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每晚“听说后院”的预告和宣传阵地，她将群友当晚要分享的图书照片以及分享者的照片和简介提前贴出来，让群友不再是冷冰冰的线上关系，而能真切感知到彼此甚至成为线下的挚友。
即便已经成为深圳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读书会，宋黎鹃仍然坚持说，后院是不成功的“个案”。
“来自外界的质疑不可怕，更多的质疑是来自内心的。”宋黎鹃也会想，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到底值不值得？好在这些人的精神气质都不那么功利，在深圳马路上加速的引擎声和工地的基建声里，还有这么一群“闲人”。
读书会一直推崇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书里谈到人有三种状态：工作、休闲和闲暇。休闲与闲暇不同，休闲是完全的放松，闲暇则是身体放松，但精神是紧张的。“闲暇时开始思考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事情，精神是活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院读书会凝聚了闲人，解决了生活所需之后希望在精神上有更高的追求，希望在这个集体里面找到出口。”宋黎鹃说。
尽管太多的偶然因素成就了后院，宋黎鹃仍然强调，后院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她眼里，深圳是被硬造出来的城市。像是一夜之间给这里施了催化剂，把年轻人拉进了这个城市，迸发出来的需求肯定会比其他城市更尖锐。如果后院只是因为最初的媒体人推动，那到今天为止，应该还是那十几个人，不会发展到上百人。假如读书月只是运动式的宣传活动，换一届政府，这个活动可能就消失了，但后院还会存在，因为市民的需求永远在那里。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拥有各类民间阅读组织超过100个，其中活跃度较高的约有50个，正式在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的超过10个。对于一个历史只有36年的城市来说，这些数字已有足够的说服力。
当阅读组织进入蓬勃发展期，一些“领头羊”不满足于深圳本土，开始向全国推广，成燎原之势。
三叶草：走向全国的亲子阅读
小男孩的保温杯在滑雪的时候摔坏了，他怕被爸爸骂，又怕老师和同学嘲笑，一直在外面游荡不敢回家。走到铁路边甚至想要离家出走或是自杀。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回了家，发现爸爸已经睡着了，自己也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时他的思想“溜”了出来。
这是瑞典著名儿童心理剧《小屁孩的烦恼》开头的情节。这部以儿童视角看儿童内心变化的剧本刚刚被三叶草故事会“搬”到深圳。
作为深圳民间阅读组织的典型代表，三叶草故事会专门给3~12岁的儿童讲故事，最近正尝试用绘本剧的方式发展亲子阅读。
几张方形凳子，一张小桌子，两块幕布帘子构成了《小屁孩的烦恼》的全部舞台布景。三个演员一位来自大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一位来自瑞典；穿着粉色、蓝色和青色的睡衣，完成了演出。马桶吸当望远镜，打气筒当注射器，拖把头当假发……尽管布景和道具简单，三叶草通过微信平台放出的观剧票很快就被抢光了，现场容纳175人的场地，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规则上写着，“未经儿童陪同，大人严禁入内”。
李迪说，他们想通过这部剧，告诉大家优秀的戏剧是什么样子的，增加孩子们读书时的情感体验。
现在三叶草故事会在推崇体验式阅读与绘本剧，是看、听、讲、玩、演的结合。“阅读不是一个标准的姿势，正襟危坐，然后总结中心思想，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阅读要产生意义。”李迪说。阅读让摆在那里的书产生意义，将其中的东西内化和吸收，也是人类获得间接经验的最重要方式。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懂得。
三叶草用了两年的时间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至覆盖全国的两万多个家庭，在深圳17个社区及珠海、杭州、长春、上海、重庆等城市设有站点，成为深圳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民间阅读组织。
2011年，三叶草在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完成了注册。去年，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开展了一次全市民间阅读组织发展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5%的读书组织已经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为规范的现代阅读组织，这些组织成立的时间大致集中在2007~2013年，与全国的发展节奏基本保持同步。像三叶草这样社会公益类的阅读组织，占到深圳民间阅读组织的40.5%，占比最高。
深圳图书馆曾经举办了“阅读在民间——2010深圳民间阅读文化展”，集中展示深圳民间阅读组织的理念、文化、形象、发展概况、活动内容与成果等，展览由各民间阅读组织自行设计。李迪在展览前去看了场地，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展位，做了一个2米乘以3米的沙箱。一位会员妈妈运来消过毒的沙子放进箱子里，里面种上三叶草，每天去浇水。有参观展览的观众认同三叶草的理念，可以在纸质的三叶草上签上名字和祝福，再涂上深浅不一的绿色，插在沙箱里。展览持续了一个星期，原来的“沙漠”变成三叶草的绿洲。
这样的绿洲正在全国蔓延开去。
本报记者 杨杰 谢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