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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放下手里的《即兴判断》，吴雪坤去了趟洗手间，回来的路上正赶上作家严歌苓要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北区的大台阶前签售，他挑了第三排最左边的位置坐下，一边等待目睹这位作品常被改编成热门电视剧的作家的真容，一边盘算着晚上要和朋友在书城的哪家餐厅吃饭。
这位刚来深圳不足一年的金融白领是中心书城的常客，因为这里除了有书店，还有餐厅、饮品店、陶艺店、面包房、眼镜店、培训机构，甚至房地产展示……几乎所有的业态都能在这里找到。如果愿意，吴雪坤甚至能在这里的中医馆做推拿。“同行比较保守，我们比他们快了一步，业态比较丰富。”书城的总经理舒展说。
书城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卖书。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下了一个判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的纸质阅读和网络阅读将并行发展。从销售数字上看，去年出版发行集团的销售降了7%，今年却增长5%，“现在就像处于南方的梅雨季节，冷锋与暖锋交织，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10年内都会处于拉锯阶段。”唯一的出路是沟通线上和线下，“就像女人逛街，实体店解决的是体验和交流的问题，有‘逛’的快乐；虚拟的线上是枯燥的”。
在书城，书是媒介，是交流的手段，“逛”书城慢慢变成生活方式。以书为中心，发散出与文化休闲相关的诸多触角。
“书城最火的店是面包新语，面包的香味飘到书城，让书城有了人间烟火。旧的实体书店只有书，没有人间烟火；现在，书应该是休闲生活的一部分，让人去享受生活。”尹昌龙说。
这种享受生活的体验当然离不开书城周围赫赫有名的书吧。在深圳图书馆工作的李宇恒喜欢来书城里面的24小时书吧写书，20岁的他自己出了一本《阿克克与他的小鸟枪》短篇小说集。他忐忑地将书送给了严歌苓。
书吧里面几张明信片散落在书架上，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小薄读本敞开着，音乐缓缓，17个平行的座位上坐满了来自习的人，旁边摆着橙色的饮料，一切都融化在暖黄色的灯光里。
另一家名叫“我们书房”的书吧主人王宝琛则更加直白地表示，卖书所得占书吧的整体收入不及1%。场地、聚会是维持书吧运转的关键。周一到周五晚上、周末全天，“我们书房”都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包场，日程表永远是满的。
“在哪里看书、买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聚会、分享的需求，所以书房不能做成书店，而是做成一个平台。”王宝琛说。
正是这样一个个平台，支撑着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
2003年开始筹建中心书城的时候，皮全红并不清楚，这个书城除了卖书还能干什么。
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已经拥有7950万网民。阅读习惯、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书店不停地倒闭关门，怎么能走出一条新路？”如今已是深圳书城中心城实业有限公司销售中心经理的皮全红当时一头雾水。
带着调研小组在全国各地走访调研。问卷收上来，内容五花八门。但仔细分类后，皮全红发现，消费者对书城的期望就集中在三个方面：环境、书品、服务。
“怎么能实现这些期望？几次讨论后，有了文化mall的思路。”皮全红说。同行们并不理解：卖书就是卖书，跟商业中心有什么关系？那时，在国内，也没有谁笃定地知道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
2006年，深圳书城中心城开业，除了人流如潮还是人流如潮。仅仅是书店，周末每天就有五六万人的客流量。“站在二楼朝下看，全是人头，连空间都看不到。”皮全红说。
按照最初的设想，深圳书城中心城是阅读中心、文化中心，同时还是活动中心、创意中心、交流休闲中心。开业之后，这些设想无一例外都实现了。
“传统书店的出路在文化与体验。”舒展说，如今人们更愿意将书城当作一个交流聚会的场所，约在书城买本书，看场电影，散场后还可以吃一顿有情调的饭。
这种文化mall，深圳的读书人为其起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书城3.0。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何春华眼中，建成于1996年的罗湖书城算是深圳的第一代书城。从闭架到开架，从传统新华书店中心门市170平方米扩充到15000平方米，体量大、品种多、开架超市化管理。
第二代书城是南山书城，讲究建筑美，室内环境优雅，适当增加一些跟文化消费有关的产品，满足读者一站式购买的需要。
中心书城属于第三代书城，不仅是一站式，也是体验式的。“这是一个市民文化中心的概念，突出体验，突出市民的文化生活，突出出版物的主导地位”。
第四代书城又增加了创意和绿色的概念，强调和外部环境的协调，正在建设的宝安书城就是代表。
位于城市中轴线上的中心书城总能吸引最多的人流。“作为经济发达的年轻城市，深圳选择把最好的地方留给一座书城，说明我们这座城市把文化与知识的价值摆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尹昌龙说。在他看来，深圳的书城，也在记录着文化和社会的变迁。
本报记者 杨杰 李松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