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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质疑和反思。70后到了开始重新考虑问题的年龄，需要寻找历史的缝隙和现实的疑难问题。”70后作家徐则臣，历时6年完成45万字的小说《耶路撒冷》，就是想认真地回顾一代人的精神历程。
《耶路撒冷》聚焦在出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身上，选取其中典型性的代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验的描述，深入地探寻在疾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一代人的精神脉络，探寻他们的焦虑、疑难与出路，以呈现中国最近30年社会重大转型时期里，“一代人的心灵史”。
在《耶路撒冷》中，“到世界去”被书中的不同人物反复提起，这也成为一个精神符号。
“可能因为局限在一个地方，反而会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想象。无形中促使你产生到世界去的欲望。这么多年我生活的轨迹也是不断向‘世界’走去。”徐则臣这样说。
“必须到世界去。‘到世界去’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过日子。”《耶路撒冷》这样写。
在徐则臣看来，1970年代生人，经历了中国的转型、乡村的变革，他们经历了乡土社会比较漫长的涣散和解体的过程，看到社会发展粗粝的一面。相比上一代人，他们更敢于到世界去，这是一种精神需要。
《耶路撒冷》记录了一个名为老何的人物。他对儿子的教育是：我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他没有意识到，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乡村的一些伦理和风俗不能阻碍年轻人闯世界。”徐则臣如是说。他认为，乡村中的伦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有些东西是守不住的，并且在今天快速变化的世界，守恐怕没有意义，最后只能做一个殉葬品。
然而，“世界”究竟是什么？
徐则臣说：“年轻时，觉得更广阔、空间更大的地方就是世界。多年以后，你想追求内心最为安妥的地方时，那个世界可能是故乡。故乡和世界的关系是不断置换的。也许找了一圈，世界就在家门口。”
世界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在徐则臣看来，它已经由绝对的地理空间，变作心理空间。“到世界去”就是要抵达内心最安妥的地方。
徐则臣认为，70后以及更年轻的人对家乡的情感发生了变化。“离开故乡后，即使是与过去的邻居、亲朋好友，都会在文化上、生活上产生隔膜，就像鲁迅在《故乡》中写到的迅哥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加上长久的岁月造成的陌生感，甚至会让你有点难为情”。
刚离开家乡那些年，徐则臣回老家时，都从村后面的小路绕道回家，因为路上人少，不需要跟太多人打招呼。需要打招呼时，也几乎是“逃窜式”的。“我能感觉到差异和隔膜。尽管大家都很好，而且尽力做出‘和解’的姿态，反而这种‘刻意’更让人不舒服，实际上你与这个地方已经格格不入。”徐则臣认为，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都能感觉到，乡村的伦理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这代人不能像1950年代、1960年代生人那样坦然、坦荡地迅速跟故乡‘接上头’。因为他们在骨子里就与故乡建立了血脉联系。而我们离开后，与故乡的关系迅速变淡。”徐则臣认为，这种感觉需要建立在对乡村的认同和共识之上。
徐则臣常考虑70后的处境和问题。“在谈当代文学的时候，往往会从50后、60后作家，直接跳到80后作家，为什么70后被大家忽略了？”与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写作者不同，徐则臣认为，“70后对‘意义’更看重，可能更年轻的作家或网络作家，觉得点击率更重要，‘镜头感’更重要。”
“70后作家已慢慢感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并尝试写出来，但他们不会制造话题，都是沉默着在写。换句话说，他们不会经营自己。”当然，徐则臣觉得这是好事儿，他们实打实地坚持写作，再过几年，一定会被读者发现。
“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看到的社会是安然的，感受到的是‘平滑’，对社会转型的急刹车、猛拐弯没有感觉。世界就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所想即是世界。”徐则臣说，70后却能在个体与大时代之间找到平衡点：既看见社会变革，又不取消个体的独立性。
《耶路撒冷》就是关注大时代下个体的命运。无论是“到世界去”还是“回到故乡”。他说：“我想认真地看看这代人。”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