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记

    穿着花花绿绿的小丑服，王士平鼓起腮帮子，仰头一吹，一只红色的气球迅速膨胀起来，随即，他熟练地将其与一只蓝色气球弯曲、旋转，又掏出黑色的油性笔在上面画了几下，转眼的功夫，一个神气活现的蜘蛛侠诞生了，围观的孩子们禁不住瞪大了眼睛，发出兴奋的尖叫。

    “他们就是有证的街头艺人。”人群中，有人指着立在王士平身前的牌子说道，“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路人口中的证，更为准确的名字叫做“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从今年10月25日起，这张杂志大小、塑着封的纸片，就像一张“特赦令”，保护着首批通过审核的8名街头艺人，使之免于城管部门的驱赶与处罚，得以在指定的地块，安心进行表演。

    除了表演小丑气球的王士平、王路平兄弟，这8名持证的街头艺人当中，有表演吉他弹唱的歌手，用易拉罐编织工艺品的手艺人，用嘴作画的吹画者，甚至还有表演水晶球的海归青年。

    “选择这几个不同类型的街头艺人，是为了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受众当中的效果。”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贝兆健说，他们眼下正在尝试能为城市的文化氛围增色的新途径，街头艺人只是其中之一。

    “在欧美的许多城市，我们都能看到街头艺人的身影，他们的存在甚至成为一道独有的风景，赋予城市人性与活力。”长期致力于推动街头艺术合法化的上海市政协委员罗怀臻说，“这正是国内的城市所缺乏的。”

    2004年，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他，第一次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希望从立法上给有较高表演水平的街头艺人以“名分”。

    酝酿十年，这场试图赋予城市活力的先锋试验，终于在上海的街头开始了。

    要是我们也能够有个证书，大大方方地在街头表演，该有多好

    去年这个时候，王士平、王路平兄弟还在羡慕国外的街头艺人那种不受打扰的工作状态。

    彼时，他们刚迎来了五年街头艺人生涯的一个“巅峰”，受邀到马来西亚的云顶广场进行商业演出。那是两兄弟第一次出国，他们发现，同样是表演小丑气球，当地的街头艺人却可以在人群的簇拥下，气定神闲地表演，没有受到任何驱赶。

    相比于在国内街头那种一边表演，一边要留神城管的狼狈，同行们这种从容不迫的洒脱让兄弟俩感到好奇，王士平灵机一动，拉来一个华人游客当起了翻译，一番打听过后，他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国外，街头艺人只要通过考核拿了许可证，就可以在指定地方演出。

    “我当时就想，要是我们也能够有个证书，大大方方地在街头表演，该有多好！”王士平感慨道。

    他不由得回忆起自己这些年里，与城管“猫捉老鼠”的经历。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街边做气球那天，曾有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问他：“气球多少钱？”“10块钱一个。”王士平光顾忙着手里的活计，随随便便地回答道。“我都要了。”说着话，那人抄起东西就走。王士平追上去要钱，结果对方回身递给他一张城管证。

    自此，王士平兄弟俩学会了和城管打游击，只在城管吃饭和下班的时候才出来，王士平说，自己特别不喜欢一看到城管就要仓皇逃走的感觉。

    如今，这两张薄薄的许可证，第一次让两兄弟获得了一点儿安定感。他们表演的地方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但人群的簇拥已经不再令他们感到局促，不远处，还能听到他们的“同事”——另一位许可证的获得者，街头歌手铠子吉他弹唱的歌声。

    铠子2000年从江苏的老家来到上海，大学毕业的他曾在写字楼里当过3年的白领，而后，他架上改装的音箱和口琴，背一把木吉他，开始了街头艺人的生活。

    “上海并不缺少懂得欣赏街头艺术的民众，只是之前留给街头艺人的空间太有限了。”扎着马尾辫的铠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起自己切身的感受。在上海的大街上，愿意为他的歌声驻足聆听的人并不是少数，人们也不吝惜在一曲歌罢，往他的琴盒里放钱，最多的一次，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放进去了五百元。

    铠子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个城管，下班脱去制服后，特意来听他唱歌，临走时，还轻轻地在琴箱里放了10块钱。

    被可怜和被欣赏，是乞讨和街头艺术的主要区别

    王士平兄弟俩2002年就来到寸土寸金的上海，他们当过餐馆的服务员，也做过酒店的侍应生，直到5年前才做起了“全职”街头艺人。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疲于躲避城管的日子里，剧作家罗怀臻一直在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而努力着，早在2004年，时任人大代表的他就率先提出了街头艺人合法化的议案。

    因为专业的原因，罗怀臻对老上海曾经的街头艺术十分怀念。“在那个年月，以豫园为中心的老城，整个就是民间艺术的大卖场。杂技、戏曲、说唱应有尽有。”他遗憾地告诉记者，这些街头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逐渐枯萎消失，直到今天也没能再度复苏。

    他说，而今城市的面貌愈加繁华，却总是少了些灵性。走在石库门，或徜徉于外滩，罗怀臻时常会有种“此处少了一曲爵士乐”、“要是有人吹奏萨克斯就好了”的遗憾。这与他经常在欧洲游走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清楚地记得，在安静的法国小镇上，那些打扮成中世纪绅士的街头艺人，是如何专注地沉浸在自己的表演当中，而路人们则驻足欣赏，并会给予礼貌的掌声。

    “被可怜和被欣赏，是乞讨和街头艺术的主要区别。”罗怀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事实上，在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等国家，街头艺人都是非常正式的，受政府监管的职业，只是在严格的程度上有所差异。罗怀臻告诉记者，在美国纽约，对那些以卖艺赚钱为生的街头艺人，往往会要求其取得合法执照，并在规定的场所从事卖艺活动。而对于那些不收取捐赠、纯爱好型的街头艺人，则往往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

    但在国内，要把这种已经中断的艺术形式重新培植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上海市演艺协会会长韦芝介绍，依据文化部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演艺人员作为个体可以在指定的空间进行表演，包括广场和绿地。关键的问题在于，街头艺人上街演出，城市的管理要怎样跟进。

    “不是法律跟不上，是城市的管理需要跟上。”韦芝说，“首先是怎样辨别街头艺人，其次是如何让文化、城管、绿化、税务、工商等部门协调合作。”罗怀臻也记得，自己这些年来参与过不少关于让街头艺人合法化的听证会，但往往因为牵涉协调的部门太多，迟迟未能有一个定论。

    政策上的审慎并没能阻止那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走上街头的脚步。2009年，王士平兄弟下定决心从饭店辞职。哥俩从城隍庙买来了十八块钱一包的魔术气球，穿着浑身是兜的衣服，开始了街边卖艺的生活。此时的铠子也已经开始在人民广场一带卖唱，当碰到真正有才华的卖艺者时，铠子自己也会给钱。他至今记得一个在华师大附近唱河南坠子的老婆婆，惊叹于老人的唱腔，听完一曲后，铠子给了她20元钱，还给她买了点儿吃的，但他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做什么的。

    转机出现在2013年底。当时，他们纷纷接到了邀请他们去演艺协会表演的电话。事实上，那次表演正是由官方组织的一次正式面试。铠子记得，当天参加表演的人很多，所有人都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后来，这样的考试又进行了四五次，时间过了大半年，就在兄弟俩和铠子快对这件事不抱希望的时候，他们终于被通知：过关了。

    他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城市俯身向他们做出了接纳的姿态。

    自打静安区的街头艺人试点搭建完成，罗怀臻每次到位于静安区的上海戏剧学院教课时，都会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到持证艺人那里，站在人群外的角落，看一会儿他们的表演。

    “总体来看效果还不错！”罗怀臻评价道，“既能跟环境相融合，又能带给周围的人以愉悦。”按照他的想法，艺术的形式和艺人的类型还可以再不拘一格些，“比如在张爱玲故居的窗子前，婷婷地立着一个‘张爱玲’，或是在某条小巷的深处，迎面走过来一位‘徐志摩’。”

    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贝兆健记得，第一批许可证下发当天，他们就接到了二三十个要求报名参加第二批持证街头艺人选拔的电话。他向记者透露，就目前而言，上海市文广局只能通过开放试点进行尝试，如果试点的反响不错，将会考虑增加试点的数量，并扩大持证上岗的人数，“当试点的规模足够大之时，才能上升到修改相关法规的层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研究的方向是城市传播学，在她看来，上海尝试将街头艺人合法化的举动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她认为，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内人群的聚合，过去基本都是靠商业来完成，缺少文化层面的纽带，但如果真想把上海打造成像巴黎、罗马、威尼斯那样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城市，则需要将城市的规划、空间的布局同人文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把城市空间仅当作过道，是城市规划者最大的悲哀，因为这完全遮蔽了街道作为城市空间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孙玮对记者说，“开放街头艺人，至少可以吸引人们驻足，创造陌生人之间的一种连接。”

    街头的生活已经令铠子隐约感受到了这种连接，他曾应一个陌生小伙儿的要求，在对方的求婚行动中充当了一个角色，后来，他两次在街边遇到这对夫妇，第一次的时候，女孩儿已经成了一位准妈妈，第二次的时候，夫妇俩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会走了。

    “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故事，或许这就是街头的魅力吧。”铠子酷酷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情。

    眼下，新政策试行已经进入第二个月，艺人们表演的场所也从原先的静安区嘉里中心，搬到了静安公园外面的空地上，而上海也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潮。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街头艺人们的心情，王士平兴奋地向记者回忆起，一个中年男子在看完他们兄弟俩的表演后，特意为他们买了两杯热咖啡。

    他忽然记起12年前，初来上海的那个夜晚。兄弟俩站在杨浦大桥上，望着这个陌生而又流光溢彩的城市，对着黄浦江大声吼出自己的誓言：一定要在这座大城市混出个人样！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后，他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城市俯身向他们做出了接纳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