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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被抓到“招供”受贿，从一审被判刑11年到重审，从上诉到取保候审，从等待判决到检察院决定撤诉，熊祖模感觉自己近三年的经历，就像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过山车。只是，过山车至今仍未回到原点。三年前被抓时，他是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而今，他领着县委副书记的工资，却无班可上。（《华商报》12月10日）
“长时间不准睡觉、直面墙壁罚站、不给东西吃，不给药吃，轮流疲劳审讯、用几百瓦大灯烘烤照射、强迫我光脚站地，坐‘铁椅子’、用冷风猛吹(时值严冬)等手段，对我进行长达几天几夜的非人折磨”，这样的“待遇”，竟也落在了一个县委副书记身上。
这充分说明，没有法治，没有将权力关进笼子里，滥用的权力同样要威胁到官员自身，因为，面对公权力时，官员也是弱者。熊祖模案并非个案，安徽蚌埠市东市区（现龙子湖区）原区长助理于英生，因被怀疑杀妻，被有关部门刑讯逼供，还被判处无期徒刑，最终无罪释放，其间遭受的折磨非常人所能想像（新华网2013年12月3日）。滥用的公权真的没有“厚此薄彼”，它对普通公民和官员，都是一场梦魇。如果权力被滥用，那么，官员群体同样没有安全感。
但是，某些官员往往在位时不相信法治，他们更喜欢绝对的权力。他们或指示成立公检法专案组一起办案，或是让政法委组织个案协商，要么就像云南普洱市前市委书记沈培平一样叫嚣“举报人抓了，给他们判刑，抓错的也要抓，判错的也要判”（人民网4月9日）。也有些官员，并没有意识到滥用权力导致的冤假错案。熊祖模说，“我当县委副书记时，对司法机关很相信，也没有关注过冤案。但我自己的遭遇，却让我改观了，后来发现冤假错案很多”，只有自身遭受冤枉，某些官员才会感同身受，转而关心法律和他人的遭遇，“至今我都还有考律师的想法。我觉得我国的司法环境很不理想，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学习法律，我可以去帮助蒙冤的人，无偿帮助。”这也算亡羊补牢，但如果熊祖模在位时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完善制度和帮助他人方面，肯定更为有力。
不过，即便遭受冤曲，熊祖模仍然愿意为官位而放弃法律维权。他明白，自己可以依法提起国家赔偿，可以追究相关机关和人员的责任，但他又说，只要恢复名誉、安排工作、恢复待遇，他可以放弃追责的权利。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他的选择是明智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这样的选择无助于推进法治的进步。一个受到冤枉的官员，仍然不愿意通过法律维权，可见要让官员能真正从内心敬畏法律和为法律而奋斗有多难。
以往有些官员在位时喜欢滥用权力，除了内心私欲膨胀，还有一个原因，即在不完善的制度下，人人都在滥用权力，一个人难以洁身自好。如今，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部署，从制度上进一步为官员遵守法律、厉行法治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官员就不能再找借口了。别总盯着在位时绝对权力风光的一面——如果法律保护不了普通公民，那么它也难以保护官员。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