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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事的法官工作，与80后青年何帅的想象并不一样。
爱看律政电视剧的他，原以为，“法官走到哪里都是非常威严的”，做了法官以后发现，现实远不是这样。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待遇、职责、上升通道上，基层青年法官有着怎样的真实生态？2014年4月，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对该院50多名具有法官职称的法官进行了调研，并提交了一份《法官工作状况实际调查——负重 坚守 期盼：基层法官职业心态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基层法官面临的审判执行任务日益繁重，但相应的体制保障并未及时跟进。
“这一层级的法官职业心态既是司法实践的投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治化进程。”何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多数法官希望回归司法本职工作
目前，何帅这样的中国基层法官，约有2.3万名。“就是这支不足全国法官总人数1/10的队伍，审案数量却接近全国总量的1/4。”这组数据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于2014年7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人民法院工作会议上发布。
但在现实中，法官有限的时间精力被大量审判实务以外的负担牵制。何帅身处的东部省份某基层法院，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万能的纠纷调解王”：“处理的多是家长里短的民事纠纷。”
《报告》调查显示，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的事件占比为60.6%，司法辅助工作占9.4%，涉诉信访占5.3%，业务培训、走访联企、进社区法治宣讲、维稳与处理突发事件等工作占23.7%。
多名基层青年法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近些年，法院偏离了居中裁判的司法职能。《报告》中，81.6%的法官认为，法官过度从事业外司法服务、纠纷预警等工作，更多充当了“矛盾救火员”、“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报告》中，59.2%的法官希望法官回归司法本质工作，36.7%的法官寄希望于扩充司法辅助人员配置。18.4%的法官认为“办案基础设施配置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审判效率提升的重要瓶颈。
以何帅所在的法院为例，法官有50人左右，需要的司法辅助人员大概在100人左右，而实际上只有20多人。
“现在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组织人事权在组织部门，财政权在财政部门。司法辅助人员的费用要到区里去申请，而区里并没有把费用全部给法院，因此这部分费用就需要法院从在编人员的工资中扣除。”何帅的同事陈晨说。
青年法官陈晨指出，这就导致了司法辅助人员无法增加，基层法官只好“负重”身兼多职。这一系列繁琐事务包括送达、通知多方当事人、案件上网……
今年司法改革中的“法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是基层法院工作中的“切肤之痛”。司改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基层青年法官的去留。
多数法官认为审判权运行最大的问题是去行政化
《报告》显示，79.1%的法官认为，审判权运行最大的问题是去行政化。在法院科层式的管理体制下，73.4%的法官认为请示汇报、文书签发、审判委员会集体定案等方式直接导致“审”和“判”脱节。
“感觉在上级法院的考核指标制约下，对定案把关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在调查中，56.6%的法官和何帅持相同观点。他们也担心，现行机制会“弱化法官的能力和责任”。
不过，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多数青年法官表示乐观。统计中，共有98%的基层法官对法官和司法事业的前景表示“充满信心”和“有信心”。47%的法官在高压的工作状态下仍能体会法官职业的价值和成就感。44.9%的法官有着较强的职业责任感，认为“在其位谋其政”，要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
《报告》中，61.2%的法官告诉自己：“要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价值。”和在物质上的“无力”相比，基层法官在工作中会感觉到自己的“有力”。
何帅收到过一名农民工的感谢。后者在打牌时发生争执，失手将工友推倒致死。当事人在逃6年多，因网上追查被抓获。
“他是以故意伤害罪被起诉的，但是根据当时现场的图片，我发现案发处有一个下水道的水泥井盖坏掉了，容易致人摔倒。法庭将故意伤害罪改成了过失致人死亡。”何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因为何帅，当事人主动认罪伏法，积极赔偿被害人，也得到了对方家属的谅解。
《报告》中，96%的法官认为司法良知比司法能力“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
与何帅同岁的基层青年法官张旭曾经办过一个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法院也受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压力。”但他依然认定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无效。
“对于这些霸王条款，单独的消费者没有渠道、没有知识、没有力量与它抗衡。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改变社会现状。”张旭说。
多数法官希望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法官，而不是担任职务的领导
近年来，为解决法官职级待遇偏低的问题，一些法院通过扩张内设机构来增加职数，解决待遇。
张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很多法官并不在乎职级。但是现在实行阳光工程，工资和职级挂钩，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由于激励措施相对匮乏，这样的办法对稳定法官队伍、调动干警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会带来‘副作用’。”张旭说。
比如张旭所在的某中部省份基层法院部门，具有审判职称的78名法官中，有28名院庭领导、4名专职书记、9名综合部门审判人员。除去上述人员，实际一线法官仅占法官总数的47.4%。
《报告》显示，73.47%的法官认为，内设机构膨胀分散了审判力量，造成审判执行的效能低下。79.6%的法官认为，资深法官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后，导致优质审判力量“隐形流失”。
69.4%的法官坦承，这让法院出现严重的“人员断层”，缺乏成熟的中坚审判队伍。但81%的法官仍然认为，在职级待遇问题没有突破体制的情况下，扩张内设机构，仍是基层法院“无奈而又现实”的解决途径。
在审判压力悬殊的岗位，法官对轮岗也呈现“两极化”的心态。《报告》调查发现，一边是8.2%的法官常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感觉心力交瘁，迫切希望轮岗。另一边，是67.4%的法官安于现状，希望轮岗不要太过频繁。
在今年司法体制改革的多省试点中，法官队伍职业化是重头戏。《报告》调查显示，这也是基层法官最关心的问题。有69.4%的法官希望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法官，而不是需要靠担任领导职务来解决职级待遇的法官。
86.7%的基层法官认为，上级法院对基层法院工作业绩的考核通报，无形中造就了盲目较劲攀比的政绩观。71.4%的法官认为不合理的数字化考核背离审判规律，有较强的功利性。73.3%的法官认为考核指标设置未区分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案件结构、人员素质等差异。
《报告》中，81.6%的法官希望建立法官职业化薪金保障制度，改变“办多办少都一样，难案易案都一样”的尴尬局面。
“如果将法官薪金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挂钩，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就不需要走行政路线来提高待遇。如果不需要做副庭长、庭长，做到高级法官以后，待遇自然就上去了，那他就会一辈子安心做一个法官。”张旭说。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