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实验室里的学者

    “远处的队友在一片银白的映衬下，常常只是几个移动的小黑点。庞大的山和渺小的我们。”“我们曾经因为热爱而无所不能，曾经因为期待而无所畏惧，我们便会永远这样地生存——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摘自2014登山报告书《溯江纪源》里的寥寥数语，处处透着鲜活的人生体悟。这群象牙塔里被理性思维左右惯了的孩子，在大山面前，开始感知生命。

    在2014年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发布会上，队长张墨含回忆起《八千米生命高度》一书中，已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侯仁之教授所写的序言，老先生一生的主张，就是以脚步去丈量大地，“不做实验室里的学者”。

    开启北大“学术”和“自由”之风的蔡元培校长提出过“健全人格，首在体育”的观点，而北大的教育，一直希望能把学生培养成有抱负、有理想，同时人格完整的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外大学生登山运动蓬勃发展，而我国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北京大学素有“冰川教授”之称的崔之久先生提出，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学生站出来，拿出这份勇气？之后不久，北京大学山鹰社筹备成立，并承担了一定的冰川考察任务。

    一代一代的山鹰人从行走中学到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期间对人格的完善，从不是纸上谈兵，他们用朝向远方的身影，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了最好的诠释。

    山鹰社社员郭求达，毕业后就职于新华社摄影部，在《不只是顶峰》一文中这样写道：“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一端是申请海外名校、直博保研的学术追求；而另一端，则是青藏高原的峰峦如聚、天覆四野。在这两端牵起的长绳上，他们努力地平衡，热烈地舞蹈。”

    登山带给每个山鹰人的蜕变，绝不仅仅是“21人曾达到过7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几个数字所能诉说的。1999年，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这样评价这群山的孩子：“他们重视实际训练，平衡唯理性思维；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平衡‘温馨’的‘小园香门’气；接触社会，接触‘老少边穷’，平衡闭门造车的学府气；团队精神平衡个体自由精神。”

    在“大学生体质健康”堪忧的现状面前，高校屡屡将体测成绩列入毕业指标，希望通过这样的硬性规定来提升学生锻炼的积极性，让人觉得颇为无奈，引起了一波波关于教育制度的讨论。“一流的大学”到底应该教给我们什么？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北大无疑处在风口浪尖上。今年山鹰社的科考报告会上，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群体教研室主任、兼北大山鹰社指导教师钱俊伟这样细数：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牛津有52个体育类社团，剑桥有80余个，而如今北大有53个，山鹰社是其中的翘楚。

    各大高校中，户外社团里同学们的体测成绩普遍更优异，他们在平时的训练和假期的野外活动中得到充分的锻炼。而山鹰社给予人的，不仅仅是体能上的提高，而是在一次次出发中学会的团结、勇敢和坚韧。钱老师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他希望山鹰的精神能够种在每一个北大人心里，影响学生的成长。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的现实版这么说——在大学里，要交两个朋友，图书馆和体育馆。山鹰社里的他们，常常是走出实验室、放下厚厚的书本后，就来到五四操场或是岩壁下，开始挥洒汗水。或许那个穿着冲锋衣的小个子男生就是某一年的高考状元，或许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可爱女孩儿刚拿到奋斗许久的奖学金，而此刻，他们把在山鹰社一圈圈的奔跑中学到的精神印在心里，朝着心中下一个顶峰迈进。

    “当我们离开，回来，远方那山那雪仍然静静地在那里，等待下一个20年中，人们的来来去去”，而山鹰就这么一直飞着，谁不屑也随他，翻山越岭后往回看，廿五载峥嵘岁月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