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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大学都应该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既不是CEO，也不是科学家，他们是CEO和科学家中间的人。”在刚刚结束的2014科技成果转化（上海）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教授说。
大学向来是培育创新技术的热土，科技成果若在产业中成功转化，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商业价值。但习惯于与“东西”打交道的大学教授并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埋头实验的大学教师们在风云变幻的商界往往不具议价能力和实战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象牙塔里的教授们很难嗅到市场的最新需求，研制出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市场潜力的产品。
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立。刘燕刚说，以应用需求为牵引，以市场为导向，在协同创新的思路里，将项目策划和完成是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愿景。
政府做“减法”，市场做“乘法”
“教育部直属高校没有处置知识产权的权力。很多知识产权只能放在学校，因为一处理就涉及国有资产，必须在教育部和财政部走流程，这个流程一般来讲很复杂。”上海交通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教授张志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知识产权一旦被估值就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事情。如果不将知识产权转化，一定不会出问题；一旦转化，就要承担风险。
早些时候，李克强总理在部署中关村试点政策时说：“我们要通过政府放权让利的‘减法’，来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的‘乘法’。”
最近正在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被寄予突破樊篱的厚望。
在此之前，大多数教授开公司都是走“曲线救国”的道路，想办法规避体制上的问题。“当公司规模够大了，要上市，从经济调查、法律上都是有瑕疵的，走不通。所以很多企业都会在上市的时候碰到问题，很难上市。”张志刚说。
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也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顽石。兰州大学教授王博介绍，现在高校对教授的考核，第一是看论文、第二是看纵向基金、第三是看教学。一些涉及转化的与企业合作的横向基金，根本就不算工作量。因为年轻教师有评职称的压力，所以压根儿不想做科技成果转化。
“高校现在要建设研究型大学，去赶超国际一流，但国外的指标体系可能不一定适合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这些体系从形式上是要发表多少论文等，把这些显性指标看作我们的目标体系了。”张志刚说，“所以国内大学对论文要求很严格，对科技成果获奖很严格，但本身对转化这一块儿要求并不是很多，之前也没有一个合理的体系来支撑。我们知道中国所有机构只要明确考核指标是什么，大家都会冲着这个指标去的。”
张志刚用了一个比喻，这就好像一个人，有人体质非常好，不化妆也是神采奕奕，非常漂亮。我们想要变成她的样子，就拼命地往脸上涂各种化妆品，但再怎么化妆也很难达到那种效果。
如何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一方面，知识产权转化的正路并不通顺；另一方面，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市场需要的，总是有那么一点距离。
面对科技转化过程中现实的难题，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应运而生。如今已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科技转化试验田。
早在2012年，一家河北的企业突然找到交大，提出想做光纤，询问有什么科技成果可以转化给他们。交大有光纤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因此慕名而来。
张志刚亲自参与了这个项目。简单的科技成果转化也许并不是企业最需要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找到合适的方向？”张志刚当时想，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如果在这个区域大家都喜欢吃桃子，下一个阶段大家会喜欢吃苹果了，如果你能预测到大家下一个阶段要吃苹果，那就把苹果找过来卖就好了；但如果这个地方大家都吃苹果、桃子，不吃木瓜，吃木瓜过敏，你来说木瓜是个好东西，在非洲卖得好，我就拿过来卖，这是不合适的”。
要解决真问题，就得搭建一个平台，找到产业新的发展方向。没想到张志刚的想法和企业一拍即合。两者共同建立了一个“光纤通信与传感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并把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等产业链上的不同单位拉了进来。
他们迎来的第一个难题是交大需要光纤拉丝塔，但因为要建特殊建筑，维护等方面要求非常高，在交大里面建拉丝塔显然不现实。张志刚就建议企业来建这个平台，双方共同使用。
对企业来讲，投资并不是问题，但他们需要知道建这个有什么用。“肯定不能只用来生产现在已经产能大量过剩的普通光纤了，然后大家就探讨可以做什么，后来发现，特种光纤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这是交大教授带来的新思路。根据他的经验，特种光纤技术在日本、美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中国尚处萌芽阶段。合作的企业正好有特种光纤的需求，以前大量依靠进口。对于研究特种光纤的想法，企业很是赞同。
这位教授以前做过特种光纤的研究，但是要把它做成一个产业，资源、团队还不完整。“方向已经确定了，我们就让企业自己评估，想不想做这个方向。此外，我们协同创新的平台有专业委员会和产业化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评估一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产业化委员会评估一下整个路径，未来的产业发展有什么问题”。
评估下来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可行性的路径已经找到，接下来是资源要素的投入。除了资金、厂房，最关键的还是技术团队。
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评估了要完成特种光纤技术的研究，需要怎样的团队。结果发现需要引进国外的人才，他们就去和对方谈，最终将关键人物引进到大学里面。
接下来面对的是合作模式的问题，张志刚的观点是需要和企业深入长期合作。“因为第一，交大本身没有现成的知识产权，所有的产品都是未来的技术；第二，团队如果不是长期跟企业深入合作，很难可持续发展，企业也会有顾虑的。”
所以，当时他们设计了一种模式：教授团队持股30%，形成一个新的公司，生产特种光纤，未来的产品都是合作中间研发形成的结果。
这让企业和大学成了一家人。合作过程中，企业每年会拿出500万元给交大做研究费用，建实验室。
在这个新企业建成之后，还有一部分场地可以空出来培育新的光纤领域项目，这样就完成了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张志刚总结道，“实际上大学贡献的不是成果和知识产权，而是在这个领域里的了解、能力和资源，最后把它整合起来。”
交大先进技术产业研究院将自己的教授成果转化仅仅占到总量的5%，更多的是依据企业需求，利用学校综合发展的资源跟外部对接。
教授直接去跟企业、合作伙伴谈，最终往往因为不了解产业情况、市场情况，甚至都不了解合作伙伴、自己技术的真正价值而吃亏。“教授本身做研究，在他熟悉的领域里可能很强，但是说白了，产学研合作本来就是做生意，你想一想让教授们去做生意会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张志刚笑着说。
本报记者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