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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女科学家郝沛的科技成果被“偷”走了。
那是2009年，时任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郝沛，受一家试剂公司委托，为其一款新产品设计了配套的电脑软件。这款软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将试剂使用后的结果进行整合分析，并形成图谱，辅助医务工作者对患者做耐药检测。
郝沛曾对这款软件的商业价值做过预估，医院方面如果大规模使用软件，那么，“一份分析报告标价两三元，这样累积下来，一年很有可能创造上千万元的价值”。“兴奋坏了”的她，还特地向团队成员和合作方放话，“这个产业前景非常好，我们到时候一起开个公司吧，把公司做成行业的标杆。”
这股得意劲儿还没过去，合作的试剂公司找上了门，告诉她，产品要拿到一家医院做测试，希望她为“即将完工”的程序设计一个单机版本，并暂时把单机版的代码“借”给他们“用一用”。
这个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女博士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原因很简单，试剂公司当初负责洽谈的代表正是自己的“老朋友”，虽然“老朋友”后来被调往别的工作岗位，但和试剂公司“毕竟也谈了这么久，也算是知根知底”，郝沛硬是没和对方提签协议的事情。
这软件代码一出去，结果就再也没能回来。
试剂公司马上推出“试剂盒+检测软件”结合的产品。这款新兴产品很快打开了医院市场，销量“出奇地好”。而还做着最后阶段研发工作的郝沛，在实验室和团队成员只剩“目瞪口呆”。
她买来这款产品，拿去测试，一查，结果让她哭笑不得，“他们懒到连代码都是原封不动照抄”。可没签协议，郝沛只能干着急，手上“一点儿证据也拿不出”，坐在实验室里愣是想不出一点儿办法。
“涉及软件方面，知识产权最难判定。我要怎么去伸张权利？”叹了一口气，郝沛不得不承认了这个事实：在这场有关技术成果的“争夺战”中，她败了。
在12月9日至11日举办的“寻访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2014成果转化（上海）研讨会”上，郝沛讲述了这个故事。没想到，她的一席话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共鸣。有人在会后心酸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科研人员，在“知识产权保卫战”中总是“输家”？
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后，“被侵权”却是常态
发现成果被盗用后不久，郝沛曾“硬着头皮”和试剂公司的代表“谈判”。结果，试剂公司的态度“无比强硬”，“他们说，他们卖的是试剂不是软件，软件就是个‘赠品’”。
听到这话，这个在科研院所工作了十几年的女科学家再也坐不住了。她找到这个领域的“金牌律师”，向对方请教“要如何合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
对方瞪了她一眼：“没戏！”律师告诉郝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告诉试剂公司，这款软件自己还可以再改进升级，这样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也才能挽回一点损失。
郝沛咽不下这口气，断了和试剂公司的联系。后来她才听说，这款软件也停止研发再没升级，“其实挺可惜的，如果继续做下去，软件功能会更强大，对医院和患者来说，都是好事”。
听完郝沛的故事，浙江农科院副研究员季志仙觉得“感同身受”。这位着力于研究甘薯、马铃薯产业化技术的科技工作者成功培育了迷你甘薯、木薯粉木薯块等，但这些在行业内均属原创的成果却频繁被盗用、抄袭。
摆在她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很难得到保护。用她的话说，自己辛辛苦苦“花了好几年、白天做晚上想”才研发出的新型品种，却次次遭遇“授权难”的窘境。专利审查员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成果）都是可以预想到的结果，有类似的成果”，这让季志仙无法认同，“其实从技术上说，提取方法等根本不一样”。
无法保护自己的科技成果，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其他人盗用，这样的遭遇让她觉得“太气愤”，在研讨会现场，这位女科学家提高了嗓门，“知识产权保护落实真的太困难了”。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战争”中，“弱势”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强有力的“武器”
“其实就算真的拿到了知识产权，想要保护好成果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兰州大学教授王博说。
这位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注意到，科技界不乏已有知识产权的成果被盗用的现象，尤其是在他从事的工科领域，“技术其实很通用，很容易就被其他人盗用”。
王博说：“很多公司在盗用我们技术的时候根本不会管那么多，他们违法的代价太低了。”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科技工作者就算发现了专利被侵权，必须要花十几二十万元去请律师，要调查取证，很有可能要在这场‘专利战’中耗上一两年的时间”，这一切，让许多科技工作者都觉得“划不来”，所以大多数人在专利被盗用面前，只能选择沉默或是“赶紧在原来产品的基础上继续研发”。
毕竟，“科技工作者的主业是搞科研，而不是去打官司”。更重要的是，这项科技成果如果不继续专注于持续研发，很可能在一两年的官司后，“也失去了价值”。
也因此，这个自嘲是“专利战”中“弱势”一方的大学教授，在研讨会上介绍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时，在演示PPT里，他研发的空气净化设备被刻意蒙上了一层白布，“没办法啊，这种原始的‘土办法’有时候却是保护自己成果最好的办法”。
他打算将自己的科技成果和一家上市公司合作。面对未来可能被盗用的情况，上市公司出了个“妙招”：生产每台产品时，把外壳全部焊死，如果一旦强行拆开，设备就会坏掉。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王博很苦恼，他期待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再到学校都能帮帮科技工作者，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给“弱势”的科技工作者强有力的“武器”。
在转化的过程中，教授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服务并不专业，导致在各种中间环节被骗或是以极低的价格进行交易。
在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间怎么样确保高校的成果能够获得相应的回馈？上海交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张志刚教授认为他们的工作正是保障这一点。“因为高校的知识产权这条路理顺之后，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科技成果转化当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中间环节去偷偷摸摸地做这件事”。
本报记者 袁贻辰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