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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上海，有些阴冷。但在理论上应该更“冷”一些的上海郊区奉贤区，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企业界的30多名青年精英，却在不大的会场内进行着一场令人“脑洞大开”的头脑风暴。从会场上频频传出的热烈掌声，到窃窃私语的讨论，每一个与会者，都在“热火朝天”地讲述各自的“奇葩”故事。
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一张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大网。这张大网，把政府、高校、企业粘连在一起——粘得紧时，三方获益；粘得松时，挫败不已。
赢就赢在“以用户为导向”
位于天津的名校南开大学，一个名叫郭鑫的90后年轻人，已经在校内校外家喻户晓。这个目前还在南开大学念大四的学生，在2014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上，被南开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刘振“点了名”。与他一起被“点名”的还有张伯苓、杨石先、何炳林等南开的“王牌”。
这个90后男生，目前身家超过一亿元。但是，他的强项却不是科研，而是创业——他的创业，总是能帮助南开一些前沿的、但缺乏实践应用的科研成果“投产”。
一个被放置很久的“碳汇”研究，经他之手，项目在短短7个月时间内，从500万元风投发展成了一亿四千万元评估值的项目。
另一个南开教师团队手头掌握的海洋水生生物研究，也被他挖掘，并“推销”给了驻扎在海南三沙市的南海舰队。这个名为“绿箱子”的项目，现在已签约，未来将解决南海舰队长期驻扎在海上的餐饮问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郭鑫所做的，就是在科研项目和产业需求之间搭桥，“以用户为中心”。
清华大学能源系张建胜教授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把用户摸得透，又懂技术，他的清洁煤技术成功转化投产。仅在煤气化方向的一个项目，就获得两个大企业投资，一个5000万元，一个4100万元，整个科研的经费超过了一亿元。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张建胜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电厂里，与一线的工人聊天，看看锅炉在运行的实际情况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样，张建胜和他的团队从生产用户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我们设计的产品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问题，反馈过来的这些信息可以指导我们重新去做有针对性的研究，这点很重要。”张建胜说。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循环流化床技术都是跟着国外学。那时候的技术是封锁的，外国人“只卖苹果不卖树”。最早对这一技术形成认识的老教授，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去德国参观时抓了一把循环后的灰回来，国内的科学家才开始逐渐研究出门路。
直到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燃烧理论、设计导则，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一次实现了国家锅炉技术的出口。张建胜特意强调，以前出口的是锅炉，那是产品出口，不是技术出口，这次卖出的是图纸，别人来买我们的技术了。
另一项煤气化技术也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实践循环的过程。在煤气化方面的科研项目中，张建胜的团队与企业形成横向合作，将科技成果转化，完成专利的申请，还在评奖中获得了第一名。“直接给了100万的现金支票，还是很诱人的。”张建胜说。
张建胜团队赢就赢在“以用户为导向”上。
张建胜的一个原则是，只负责做研究、做技术，不负责之后的技术推广、产品应用，但他的团队所研究出来的技术，却一定要确保是好用的、接地气的技术。
这支科研团队，在清华大学，算是一朵“奇葩”了——由5个教授、3个副教授、40多个研究生和20多个外聘技术人员组成。这样的“大团队”，在清华大学独此一家。“我们学校老师大多数都是单兵作战，一般两三个人的团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很多是一个老师一个团队。但是我们这里面有8个老师，有将近20年的历史。”
这种长久的、稳定的“大团队”合作，在科研队伍中是比较少见的，但却是另一种“用户导向”思维的体现——集结所有可以集结的力量，为用户提供最好的科研服务。
那家一次性花4100万元买断煤气化技术的企业，在买断费之外，还应科研团队要求，每年从收入中返还给学校“煤气化联合中心”一千万元，专供后续科研投入。
产学研“最后一公里”到底在哪里
说起产学研结合，总会有“最后一公里”、“临门一脚”的说法。在上海交通大学，产学研“最后一公里”说，最早出自该校原党委书记马德秀口中。
“我们的前任党委书记马德秀，原来在发改委高新司担任司长，他一直搞不懂，每年给了高校这么多钱，从发改委角度来看，为什么没有一项重大的成果产自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在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上道出了这一典故的由来，“他（马德秀）来了以后发现，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市场需要的，总是有那么一点距离，他把这点距离叫最后一公里。”
刘燕刚说，教授的论文发表了，但他只确定了样机或者样品，他希望企业拿到以后，在市场上就可以直接转化，“这个中间的距离，由谁来完成？”
刘燕刚本人，目前正在做着这样的事——在企业需求和学校科研项目之间搭桥。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距离上海不到1小时高铁车程的江苏无锡。从2010年开始，上海交大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其中就包括无锡。无锡的研究院，更多针对的是互联网和电子信息产品。
这个研究院在2013年时，诞生了一个“裸眼3D”项目，现已从半成品变为成品，今年产量超过万套。有趣的是，这个项目，是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3个教授共同发起的，这3个人，全都身处同一个校区，却从未谋面，也不知道对方是研究什么的。
但在2013年时，由无锡研究院举办的一次研讨会，把这3个人的助手凑到了一块儿。“大家各讲各的项目，突然发现，我们几个的研究刚好能互补凑一起。”刘燕刚说，无锡一个加工厂的老板也在那次研讨会上出现，最终，3个教授和一个工厂老板达成了合作，从发起到成功生产出产品，只用了半年时间，其间还获得了无锡研究院一笔200万元的基金支持。
上海遇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无锡这个地方被打通了。但一些现实的问题依然摆在高校教师的面前，一项研究，你发表一篇论文，至少可以作为你评定职称的依据之一；但把一项研究投产、挣钱，这却是你的职务发明，你实际拿不到什么好处。
刘燕刚注意到，财政部日前连同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深化中央及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及收益改革试点的通知》。
他告诉记者，这种“收益改革”的试点，将从教师主观能动性层面，对科技成果转化起到正面影响。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产学研合作处处长刘红斌介绍，我国从1982年起有了“科研经费”一说，2003年是353亿元，10年后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170亿元，“最近这几年，保持在每年20%的增长率。”
科研经费的大量投入，却并未带来科技技术服务的井喷式发展。2011年，高校共签订技术合同是49000多个，成交额是248亿元，同比2010年增长26.5%。
“但根据这个数据，当时的科技部万钢部长觉得我们高校太少了。”刘红斌说，实际上这个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它仅仅统计了有合同登记的项目，还有很多转化的成果并没有记录在案，因为学校有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享受。
但刘红斌承认，确实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存在。针对这一问题，除了学校方面尝试设立各种创新机构改善外，教育部部级层面也在努力。
比如部里在2009年批准实施了“蓝火计划”，并牵头建设了“中国技术工业在线”网站。“蓝火计划”5年来共组织了全国100所高校、1200余位专家学者赴全国各地开展产学研计划，1800多名企业家代表参与对接，累计达成合作意向455项。
刘红斌还在研讨会上透露了一个喜人的新信息，“近期科技部要牵头组织全国技术转移大联盟”。这个大联盟，包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中科院技术转移联盟、地方政府区域联盟、技术产权交易联盟。
国家部委层面的努力之外，高校本身也需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链条”。“高校内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部门很多，有的高校可能多达六七个，名称也是五花八门，科研院所下设成果转化部门，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学校叫科技开发部，还有地方合作办公室、校企合作办公室，包括大学科技园、资产公司等等，都在从事高校的成果转化。”刘红斌说，如何让科技成果转化从上、中、下三个层面保持畅通，还需要高校进一步梳理和努力。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