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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所谓好的社科类图书，一般都有两个特点：写得丰富扎实，文字有可读性。但我读这类书，特别看重在场感。且以清晰说理为强项，具有一流的叙事与描摹功力，知识与想象力兼备。就像德裔学者、多栖作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书，即使是讨论学理的问题，多少都含有个人体验，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书，虽是思想史，文字的质地却能造出一个三维空间，有一个好看的入口和深深的思想长廊。
我推荐的2014年度社科好书为：《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人类简史》、《 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致命的海滩》、《看不见的森林》、《自我颠覆的倾向》、《荣耀与丑闻》、《明亮的对话》、《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别把自己当造物主
过了2004～2006年这一分水岭，互联网商业，跟着技术革新进入一条超音速公路，我们念叨着“颠覆”、“迭代”、“互联网思维”，谈论着几个头顶着天文数字身价的名字，因为听到了不熟悉的名词觉得自己似乎又落伍了。可是谁也不会作这样的横向比较：我的智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比如，就算再给黑猩猩一万年的时间，他们也不可能进化到会使用手机的程度……
尤瓦尔·赫拉利，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一名教师，在他的《人类简史》里说，人已打破了自然演化的游戏规则，近10年的变化速度，是过去50年无法想象的，而近100年里的技术进步，超过了过去两千年。他说，这就很可怕了，人很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生产和缔造出的东西。想一想这个常识：一个游戏者脱颖而出，把其他竞争者都远远甩在了身后，然后就宣布游戏结束，关起门来发展自己，任意摆布其他生命——这很可能是一条通往自取灭亡的路。
3年前，《人类简史》以希伯来语版问世，赫拉利自己将它译成了英文，畅销程度直追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它受关注，有作者自身的缘故：他生于1976年，这么年轻就这么悲观，为什么？
赫拉利很渊博，同时又有种不失天真的世界观。人跟其他生物之间在进化道路上的剪刀差之势，让他心生恐惧。现代社会太复杂，这让赫拉利焦虑不安。
他本能地提出质疑：越玩越复杂、高端，这样可以吗？他绝望也不乏幽默地跟读者说，嗨，忘了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因为独霸了进化链的终端，我们就真拿自己当造物主，无视身上的动物性了吗？最近几年，科普书里不乏谈论同类话题的作品，例如谈自私的基因，谈两性关系的生物本质，但还少有像《人类简史》这样，从生命起源一竿子捅向“智人的灭绝”的。如果你站在赫拉利一边，那么面对任何当代的现象，你都会有种仔细一想，觉得恐怖至极的感觉。
每个人都是一片森林
人类学本该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可在中国，之前的积累几乎为零。现在，它也随着科普读物兴起的大潮，像一颗种子一样缓慢生长。
我愿推荐《看不见的森林》给所有人。虽则大体上看，它未脱沉浸于对外物的观察中，阐发环保思想的套路，但作者D·G·哈斯凯尔不是仅有普通的环保主义者情怀，他是一位生物学教授，思考着人类行为和环境的关系。他有一种除幻的自觉，即，不要幻想着把世界改回人类行为之前的样子。人固然改变、污染、破坏了自然景观，但这也是自然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例如，人类发明高尔夫球的游戏，正说明人是从大草原上的猿猴进化而来，如今“这些灵长类动物潜意识中依然向往着那些地方”。对待自身，哈斯凯尔的态度也更加温和。他认为，热爱世界，就得热爱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活泼嬉戏，只是，“我们最大的缺点是对世界缺乏悲悯之心”。
这是另一个角度。赫拉利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强调“自然离开了人可以运转得很好”。哈斯凯尔则说：“不要因为爱自然而憎恨人类，我们进入了一个连带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所有的角色都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哪一环节能拥有完全的个体性。”
书名中的“森林”当然是一个隐喻。哈斯凯尔的森林存于每一只小昆虫身上，每一片落叶，每一粒沙和一滴海水之中。这些细小至极的东西，朝生暮死的生命，包含或折射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循环，便应了诗人威廉·布莱克那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森林各有不同，与之相仿，每个人也都如森林一般，身上包裹牵缠着重重叠叠的故事和经验。所以才有人说，对好的作家而言，一天的经历就能写上一辈子。
一个人一生可以出席很多重要时刻
威廉·夏伊勒既是好作家，也是经历丰富的人，因而论写煌煌巨著，舍他其谁？夏伊勒一个人覆盖了整个20世纪。都说读史鉴今，如果将来，有哪个物种要以“人类史”为鉴，应该会去研究夏伊勒的三卷本《 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
读后，最大的感触是，一个人一生可以出席那么多重要的时刻。就说记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卷：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夏伊勒在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他在场。当德军进攻波兰时，波兰人以骑兵去对抗坦克，他还在场，目击成千上万的波兰骑兵和战马葬身。除了运笔如神外，在无可抗拒的大局之下个人的抉择，读来也是可信可感。
夏伊勒的能动性还有一个表现：他希望把一个故事跟到底，不管它会发展到哪一步，不管他会看见怎样的事实，他只要看真实的样子，而不是他希望看到的样子。当他明白自己做不到这些时，他就离开。他的回忆录，因此也染上了一种壮阔的奥德赛色彩。夏伊勒的代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里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这套作品里找到；在德国待了6年，目睹它从一个极有文化的国家沦为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恶，并且为它的过去致哀。
当“绝望”变成常态
跟着最好的写作者，你就有穿行于森林之感。夏伊勒健步如飞，费尔金斯也不遑多让，一部《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够让你屏息凝神一天半载的工夫。他们都是真正的记者，费尔金斯写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地发生的最真实的事件，但费尔金斯还把情感隔离在视野之外，让战火中的人们自述自己的生存状态。读这本书，感觉他所描写事情有如发生在隔壁一般。“我没有办法哀悼太多亡灵”，费尔金斯写道，但他有办法把亡灵背后的故事说出来，这比哀悼的难度大多了。
在一些城市，生死一线，“绝望”是种常态。可是，一旦深入历史的细枝末节，你才知道可怕的事情原来如同身上的毛孔一般无所不在。在读罗伯特·休斯的《致命的海滩》前，你能想象这片天蓝草绿的大陆曾是令人绝望的地狱？同为大英的拓殖地，广袤的北美大地给人以自由，而同样辽阔的澳大利亚，情况却相反，巨大的空间却使流犯们熄灭了生的信心。
虽然休斯使用的全是搜集来的资料，包括流犯们的书信、日记、政府公文、政要回忆录、探险家和淘金者的笔记、民间传说以及民歌，但他写得犹如亲历者一般细腻入微。
不管后来的澳大利亚如何富庶，它的起源是一片卑微的混乱，凌辱流犯，屠杀土著人，还有野生物种的毁灭。人间地狱曾在这里出现，尤其是在邻近的两个岛屿上，局促的范围、简单粗野的人际关系，加上返家希望渺茫，催生了虐待狂和独裁者。白人管理者在这里进行监狱制度实验，流犯们粗鄙无文，手里的唯一擅长就是犯罪。
一个文明的澳大利亚，正是从这些混乱之中问世的，这又让我想到《人类简史》里反复重申的观点：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并至少淘汰了其他六个同源的“智人”种族，方才延续至今。澳大利亚并非一步一步规划演进而成，服役期满的流犯艰难地以劳动立足，建立生存秩序，慢慢吸引到一些自由移民；而最后，流犯制度还得终结于偶然发生的淘金热：金矿让它作为流放地失去了意义——我们从中看到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结论，即终结暴力的不是文明，而是贪欲和利益。
让诗意的精神穿透一切
夏伊勒所感念的那个旧德国，也可在另两本新书里看到：《荣耀与丑闻》和《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两者都跟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有关。《荣耀与丑闻》的作者，德国著名学者、尼采和席勒专家萨弗兰斯基，用一厚册的篇幅来谈从赫尔德、席勒、费希特等开始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一路经荷尔德林、尼采、瓦格纳、海德格尔，最后谈到“丑闻”，即浪漫主义的兴起同纳粹德国之间遥相呼应的关系。这种关系错综复杂，论者莫衷一是，但萨氏的论述里有一点很明白：德国浪漫主义的开始就是趋于极端的，德意志的山水森林，中世纪的城堡和废墟，让知识分子们寄情其中，萌发了民族主义的苗头。他们高举想象力的旗帜，号召以幻想来掌权，“让诗意的精神穿透一切”。经浪漫主义的激荡，德意志人养成了良好的读写习惯，文化素质特别高，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着手在地上建立心中的理想秩序。
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里所说的3个人，都跟浪漫主义有关：维柯、赫尔德、哈曼。他们都是启蒙的敌人，启蒙运动是主“合”的，宣说一些普世真理，而批评它的人，自然主“分”，唯恐启蒙精神抹煞了文化的多元和特殊。赫尔德讲“每个民族有其幸福的内在核心，就像每个球体有它自己的重心一样”——没有什么企图，比同化不同文化的核心更为致命。这不只是审美层面上的，已经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上。由他开始，浪漫主义思潮塑造了德国人的性格。
博学多才的以赛亚·伯林拿思想史当一个智力泳池，在里面扑腾，萨弗兰斯基在书中也引用了伯林的观点。他们都或明或隐地认为，浪漫主义虽然在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但主要是“德国的童话”，因为它与德意志的“地之灵”结合得最为紧密，如同树栖于土，影响也最恒久。受浪漫主义熏陶的德国人，相信艺术高于一切，创作是文化精英的分内之事，他们看出去的风景都蒙着一层梦幻的色彩。这是一种文化现实，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它塑造了德国人身上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但也与其让人恐惧的另一面有关。
面对两条领带的选择
写书的人，都有问题意识。最难的不是收集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证据，而是超越自己的问题意识，做到不固执己见。这就需要读读另一个德裔学者、多栖作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书。
年初，他的一本《自我颠覆的倾向》令人惊艳，赫希曼用一个犹太故事阐明他眼里的一个人性特点：一个犹太母亲送给孩子两条领带，作为他的生日礼物，第二天儿子便戴上了一条，本以为可以取悦母亲，想不到母亲大发雷霆：“另一条领带呢？你把它放到哪儿去了？难道你不喜欢它吗？”
领带的故事可以是个应用广泛的隐喻。我们讨论任何历史和现实，都会想着，如果当初没有选择一，而是选择二，是否会更好？或者，因为选择一被证明是好的，就认为选择二一定是不好的。他说，他只要不戴上第二条领带，就不知道是否真能讨得母亲的欢心，而所有的学术研究和问题思辨，也都必须依靠后见之明，对未发生的事指指点点，预测未来，实属无益。因此，人们必须在事前就调整问题意识，兼及问题的正反两面，这就是“自我颠覆”的来源，它不仅不痛苦，反而是种巨大的诱惑。
《自我颠覆的倾向》也是一本别致的自传，虽然偏于学术的一端，但赫希曼回顾人生的几个片断时，总是持有的犹太式自嘲态度，以及一旦产生一个想法，旋即为它找来相反观点的习惯，是学人写作中特别罕见的。我想这是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
同样，旅美华人徐贲的《明亮的对话》，也是在帮助我们建立基本的思维及对话的习惯。这本书写得特别用心，对种种逻辑陷阱的阐释，可以帮助读者避开许多话语误区。如同人类学一样，有条理地、有见地的分析和对话，同样也缺失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可惜的是，它只能得到成年人的阅读，而且，许多需要它指导的人大概不会读它，因为他们还未意识到自己的言思需要受一番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