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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在场主义

高满堂:《老农民》是一部中国农民正传

本报记者 吴晓东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12月23日   09 版)

    《老农民》剧照

    5年磨一剑的《老农民》于12月22日登陆北京、山东、河南、黑龙江四大卫视。谈起《老农民》的创作过程,从《闯关东》、《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一路走来的金牌编剧高满堂用“行万里路”来形容。“这5年我不是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不是坐在咖啡桌旁、不是吹着空调、不是道听途说,是我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用自己的肩膀担当,用自己的心和农民进行了一次对话。”

    太相信空调和咖啡,太相信感觉,对农民的判断就会无知和浅薄。

    中国青年报:你的荧屏“工农商三部曲”,先是推出关于工人的《钢铁年代》,后是推出关于商人的《温州一家人》。为什么把《老农民》放在最后?

    高满堂:因为我对农民不是太熟悉,对于农民题材一直敬畏、远离。我的习惯是,不深入下去、不扎下去,很难做一部戏。为了写《老农民》,我用了5年的时间做了6个省的采访——山东、河南、辽宁、河北、浙江、黑龙江。采访的对象是当年的工作组组长、人民公社社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市长,一直到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一共采访了200多人。通过沉下去深入生活,我发现,我以前对农民的判断,无知、浅薄。而这无知、浅薄恰恰导致当下的电视剧作品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流程性,似乎坐在家可以想象任何东西。我们太相信聪明和智慧,太相信空调和咖啡,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老农民》这类电视剧绝对不能靠这些,必须走下去!

    中国青年报:你说《老农民》要为中国的农民做一部正传,这牵涉到个人史观问题。你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满堂:《老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这60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涉及“土改”、“工作组”、“人民公社”、“文革”等等。《老农民》剧组在讨论结构的时候,有人劝我,剧情干脆从“人民公社”一成立,直接跳到粉碎“四人帮”,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说这不行,净拣好听的说不行,那样就失去了真实,那就不是现实主义,那是伪现实主义。这60年的每个历史节点我们不能回避。然而其中的历史问题怎么写?我就一句话,积极地寻找历史的光亮、人民的光亮,一定要朝前走。消极对于历史没有作用,我相信这一点。

    中国青年报:你的电视剧很多都是大制作,但又不是那种用特效烧钱的大制作。《老农民》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写到2008年土地确权、农民领到土地证,跨越60年,可同样是用小人物来折射大时代。为何对此情有独钟?

    高满堂:再浩大的特技手段也要为题材为内容服务。现在的电视剧制作比较混乱,大家都愿意用技术手段去博眼球,可“泛而空”、“空而大”是戏剧的死穴。无论是大历史、大题材、年代戏还是历史戏,都不要追求场面上的、气势上的那种虚张声势,而要聚焦人物的心灵轨迹。

    我一贯追寻的就是小人物大历史。题材再怎么大,肯定要落笔在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不愿写千军万马,我愿意写一滴水折射阳光。我永远愿意去折射而不去直射。

    不少影视故事跟风、翻拍、模仿致死,同质化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原创力枯萎的结果。故事从哪里来?当然从生活中来。

    中国青年报:你自信《老农民》中的人物是能进入中国电视剧历史画廊的,而现在大多数电视剧都是在做迎合收视率的“生活搬运工”,堆积桥段,缺少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满堂:我国每年电视剧产量1.5万~1.6万,可观众能记住其中几个人物?电视剧的市场化把一些编剧变成了赚快钱的机器,他们的故事里随处可见利益的蛮横:开门见血,关门诡计,人血和狗血横飞。情节上车了,人物还在站台上。他们忘了,故事是为人物服务的,人物的成败就是故事的成败。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不是编剧凭空想象出来的。坐在宾馆里“编”人物,这挺可怕的,那个人物肯定是类型化的、已经存在的,而不是新鲜的“那一个”。现在荧屏上的很多人物形象都是可以“流通”的——脸谱化,放哪儿都可用。我的人物不行。我要的是“手工制作”。《老农民》里的牛大胆这个人物,我们光谈就谈了3年,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借鉴。

    中国青年报:你一直执于原创。为什么一定坚持这条辛苦的创作之路?

    高满堂:我1983年开始涉足电视剧创作,那时候中国电视剧完全依赖于文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转折,开始提倡原创性,因为文学营养完全不够支持电视剧用。到2000年以后,这种原创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在出版阶段就被买走了,这说明原创性越来越重要。当下,我们不少的影视故事让人生厌,其原因就是跟风、翻拍、模仿致死,一哄而上,同质化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原创力枯萎的结果。故事从哪里来?当然从生活中来,可是我们有些编剧不愿做这个苦功课,远离生活,瞎编乱造,即使有点生活依据也是听来的。试想,听来的故事到了你这里,过了多少人?流失多少活性?你再用它,它已经不是故事了,鲜花变成了塑料花。我做编剧30年,写了50部剧,除了改编一部《抉择》,其它的都是原创。我一直都在行走中,到生活里发现故事,生活里故事取之不竭,永远新鲜。

    中国青年报:你的作品涉及民族、历史、工业、商业、农业等各类题材,时段横跨整个中国现当代100年的历史,30年累计创作电视剧900余(部)集,获得各类大奖数十个。你认为一个优秀的编剧可以全能吗,有什么你不会去写的?

    高满堂:任何一个剧作家都不是全能的,一定会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我的长短板都有。我擅长的是年代剧。有人说高满堂只会写年代剧,那我就拿出《温州一家人》,这是当代题材。其实,最关键的是剧中故事和人物能不能走进你心里!比如古装历史题材有人找我谈过,我没写。但这辈子就不写古装了吗?也未必,也许哪天有个历史人物突然走进我心里,让我感动了,我会主动去写。有年轻编剧说,年代剧我写不了,因为我没生活。其实写年代剧对我来说也没生活,我也没闯过关东,“没生活”这不是理由。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是编剧愿不愿意下苦功夫去“进入”历史、“深入”生活。

    电视剧要么有意义没意思,要么有意思没意义,这都不是与青年观众的有效沟通。

    中国青年报:我国今年的电视剧生产“轻型化”越来越明显,从题材、形态、受众等各方面领衔进入“轻时代”,像《老农民》这样贯穿着对历史的敬重、对文化的敬畏、对人生的感慨、对传统的继承的厚重作品会不会生不逢时?

    高满堂:现在大部分的电视剧是娱乐化的,这种娱乐功能是需要的,但完全处于娱乐至上,问题就来了。戏说、穿越让年轻观众对历史的认识变得模糊,甚至就此影响他们的历史观。做正剧很难,投资风险也大,但必须要有人去担负这份责任。我们有8亿农民,我们电视剧一年1.5万集,但是农民题材的少得可怜。近年来仅有的几部表现农民题材的也只是片段化的,不是歪曲农民、娱乐农民,就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上用简单地歌颂和粉饰。从建国以来到现在,荧屏上非常缺少长篇叙事作品来反映农民的60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真实地反映农民60年,他们怎么过来的,这是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青年报:创作这个题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怎样才能让更多年轻人接受?

    高满堂:当时我写《闯关东》、《北风那个吹》,同样面临年轻人愿意不愿意看的问题。后来想通了一个问题,不是年轻人不愿意接受这些题材,而是我们讲故事讲得不好、有毛病。以教育和灌输的方式,必然会失败。电视剧要么有意义没意思,要么就是有意思没意义,这都不能与青年观众有效沟通。一个好的电视剧,应该是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讲述历史,不是面对学生翻开课本,而是领着他到花园深处。你的故事讲完了,意思表达清楚了,他也听懂了。讲述者不要过于自我,而要娓娓道来。传承不是焊接,两个钢板焊到一块,传承也是潜移默化的。这里面多种元素,其中也有市场元素,市场配方也非常重要。观众愿意看才能传承,不愿意看,一切都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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