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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的丘陵将这里的村庄分割成点点块块，西充县疾控中心门口的电子屏上，一遍遍闪现出红色的标语：“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李桥乡书房垭村怎么走？”在这个四川北部县城的汽车站，记者向闲坐在一旁的司机打听。司机木木地摇头。“他们村里有一个得艾滋病的男孩。”司机立即瞪大了眼睛，边点头边答道：“哦，知道知道，上车吧，到了我告诉你。”
这是12月19日，坤坤的命运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三天下午。一条“200村民写联名信驱离8岁艾滋男童”的新闻，将坤坤和他的村庄，推向舆论的漩涡。
偏僻的乡村公路前面，突然出现了各式的大车小车停在路边。沿着一条窄窄的乡间小道往下走，不远处即是坤坤和爷爷所住的房子。坤坤正站在自家狭小的院子里，玩着一个遥控玩具车模。
坤坤只有8岁多，个子要比同龄人矮一些，很瘦，单薄的衣服显得更加宽松。他不时站直身子，斜楞着眼睛，露出一大块眼白，“严肃地”打量他眼前的成人世界。
他家门前的院子早已站满了陌生人，里面有西装革履的官员，有拿着摄像机和采访本的记者，还有从附近村子里赶来看热闹的村民。大人们热烈谈论着“艾滋病”、“联名信”、“政府”、“公益机构”、“救助”，也不时扫一眼在一旁玩耍的男孩坤坤。
在这个水泥“舞台”上，男孩是人们谈论的中心，但他不和周围的人讲话，这个世界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他面无表情，使劲吸着两条快搭到嘴边的鼻涕，用满是冻疮的小手拨弄着黑色的遥控器。
只有爷爷罗文辉知道，“娃喜欢这种热闹，因为以前太孤单了”，而且记者还给孩子带来了好吃的。
几天来，越来越多的记者和爱心人士涌向这个“几十年都没有记者来的”村庄。村民们和当地干部愤慨地辩解数天前的“代表会”和“驱离”坤坤的联名信，是由两位“成都来的”记者提议所为。并一再澄清，联名信只是同意坤坤离开，不是“驱离”，只是“希望坤坤有更好的去处”。
而在头一天，一家电视台联系当地村干部的新闻节目中，当地村乡干部还在解释联名信的意图，其中一人提到“再大了之后，他晓得了自己的病情，要报复怎么办”。
“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村民黄承木告诉记者，“坤坤这个病，万一把小孩抓伤挠伤了，感染了就完了。”他的两个小孙子，平时不再来家里玩，“因为坤坤经常来”。甚至，有些孩子在镇上读书的村民，周末放假都不让孩子回村，以免和坤坤接触染上艾滋病。
年近70的罗文辉老人也接受了“定时炸弹”的说法，他不顾及旁边玩耍的坤坤，和领导说话以及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不时引用。因为坤坤的存在，他的二儿子和媳妇离婚了，儿媳妇临走留下一句话：“坤坤不走，我和孩子再也不踏进这个家门。”
在那场涉嫌由某“记者”提议、由爷爷罗文辉组织的村民代表会上，村民们面对镜头，控诉着眼前这个小孩的种种不是：他放火、偷盗，缺乏管教，他有艾滋病，他是一个危险的孩子。
坤坤在会场来回穿梭，听着大人们的话，他并不是很清楚，眼前的这些人，正在通过讨论的形式来决定他未来的命运。直到他爷爷在联名信上签字、按手印，坤坤才意识到什么，开始有些不高兴。
他跟着爷爷回到家，连衣服也没脱就径自爬上了他自己的床铺。这是一间阳光照射不到的屋子，进门左手边的角落里，搭着一个短短的小床。床上的被褥和四围的墙壁一样黑乎乎的，有些阴暗。
可仅仅隔了两天，一切便出现了逆转。村民的愤慨从坤坤身上转向了几天前“成都来的”没有记者证的记者。坤坤从一个“野孩子”、“熊孩子”、“危险的孩子”，转而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一个被理解和包容的孩子。
他们会谈起坤坤曾经放火烧山，曾经偷家里的钱、邻居的钱，还悄悄解开村民家拴牲口的缰绳，将牛羊赶到市场上去卖。但更多的是告诉记者，他们也会同情坤坤，平时会给他一些零花钱。
“谁心不是肉长的！”村民黄承木说。
甚至有人开始乐意谈论坤坤的“神奇”之处。这个小不点儿的心很大，一个人翻山越岭到处玩耍，走得太远了就通过路人找到派出所，让家里人接她回家。
“他对猫狗特有感情，”一位带着金戒指的村民向记者描述坤坤对狗一种特殊的魔力，“村里的狗见到坤坤，不叫不咬，坤坤只要摸它们的头，狗就立即安静下来。”
谁也不确定不远处玩车模的坤坤是否知道这些属于自己的“故事”，他只是默默地追着电动车到处跑。眼前的车模所留下的浅浅的轨迹，似乎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小小世界。
事实上，坤坤一直游走在这个村庄世界的边缘。 当坤坤带着记者走在乡间的马路上，站在路边的一群年长的老太太还不忘好心地提醒记者：“别跟他出去玩，他有病！”说着，举起手里的拐杖指向旁边瞪着眼的坤坤。
一个嫁到隔壁村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来坤坤家里。她对记者毫不掩饰地说，以前坤坤去她现在的村子玩，女人看到后会立即将他赶回家。“听说很多记者都来了，没事儿，所以我今天来看看。”
旁边的村庄也知道了坤坤的事。之前坤坤性子野，在马路上随手招停路过的客车，跟着去镇上，现在怎么招手车也不停了。
与村民的冷漠相反，外面世界的人却显示出不一样的关注与热心。一位公益人士看到报道后，立即飞到成都，又转了几趟车来到村里。“旁人在说艾滋病人不能接触，我顺便抱起玩电动车的坤坤并合影。”他语气里带着理解和自豪，而在他发到网上的图片里，坤坤的面部没有打马赛克以及做其他任何处理。
县里领导来看望坤坤，坤坤兀自地埋头玩遥控车模，不闻不问。一位老同志送来慰问金，对爷爷说：“政府会积极研究解决坤坤的问题。你要对党有信心，对政府有信心，好好抚养孩子。”
罗文辉听后反而哭了起来，两手举起来激动地说：“我哪有信心？我身体不好，老伴眼睛看不清，我们丧失劳动能力，怎么来管这孩子。不管谁来说，我都只有一句话，要把孩子送到条件好的地方去。”
一位媒体记者记下了上面这一对话。坤坤的爷爷老泪纵横，坤坤抬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爷爷。
“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件好事。”李桥乡党委书记李辉不止一次这么说。坤坤一家人是他的定点帮扶对象。从2013年开始，县里每月给孩子60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乡里每年还给坤坤2000元的救助金。李辉每月上门了解坤坤情况，他还曾多次表示，“没有任何人可以驱赶坤坤，坤坤就是这个村的村民。”
这个孩子并不知道，他的事上了《人民日报》，联合国发了声明，在新浪微博上，关于他的热点话题，阅读量近一亿。
这两天，李辉和县乡两级的干部为了坤坤入学的事情四处协调，有两家当地小学表示愿意接受坤坤。有的家长表示理解，但也有听到风声的家长立即表示抗议：“如果坤坤来到这所学校，我就给孩子办转学。”
坤坤对这些，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陆陆续续上了一年半幼儿园的他，甚至还不清楚“艾滋病”是个什么东西。村里的小孩躲在远处嘲笑他：“你是艾滋病！你是艾滋病！”坤坤回家还一遍遍把它当成歌词来唱诵：“我是艾滋病！我是艾滋病！”
从两年前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以来，大多时候的坤坤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没有妈妈，生下他不久，妈妈就失踪了。他也没有爸爸，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爸爸是谁，现在的养父也只是爷爷罗文辉的养子。
坤坤和这个村庄没有半点血缘关系。查出病之后，在外打工的养父要罗文辉把孩子“甩掉”，老人不同意，坤坤的养父便换了手机号，彻底失去联系。
从去年开始，罗文辉就多次找过乡政府，“想把孩子交给国家抚养”。他也舍不得这个10个月大就睡在自己被窝里的孩子，罗文辉紧锁着眉头告诉记者，“但有啥子办法，我年纪大了，还有病，老伴也管不住他。”
这些现实世界里的东西，坤坤大多不懂，也不关心，他家房后一片空旷、安静的山间田野。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片世界。
他带记者来到这里，他肆无忌惮地在这里追赶水田里的鸭子，摸摸田垄上小牛犊的头，用记者的相机拍摄野棉花和牛粪的照片。如果心情好，还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记者的两三个问题。
当他奔跑在这片丘陵间的土地上时，身后的高岗上又冒出一群衣着体面的人，指着玩耍的坤坤，做着某些介绍或讲着一些计划。坤坤回过头，端起脖子上的相机，单膝跪地一副职业摄影师的架势，朝高岗上的大人们“咔嚓”“咔嚓”一顿猛拍。
傍晚时分，坤坤玩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休息一会儿。村里远处的大喇叭按时响起了，艾滋病的防范知识、不要歧视艾滋病人的话，在山谷间回荡。坤坤眯着眼，脸上似笑非笑，好像喇叭里的话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本报记者 宣金学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