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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下旬，一家门脸不大、招牌却醒目的店面，出现在河北省保定市建华大街上。
这是保定最繁华的商区之一，银行、商会、酒店、餐厅、超市密密地列于道旁。汽车从早到晚涌进涌出，多段人行道被占为停车场。
夹在这片灯红酒绿之中的，有一方白色匾额，上书五个鲜红大字：保钓实体店。右边一列黑色小字落款：宋楚瑜。
店面前有一小片空地，挨着马路边缘竖着三支旗杆。中间一面五星红旗，左右各一面“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白旗，在寒风中呼呼飘扬。
12月17日，这间“保钓实体店”正式开业。据经常从建华大街经过的市民讲，其实招牌早就挂上去了，引得街坊都很好奇。
店里卖的商品其实没什么稀奇。大多是茶杯毛巾、酒水小吃等食杂用品，还有一些工艺品和纪念品。但每件商品都被贴上了一个特殊的符号，如啤酒是“钓鱼岛”牌、钱夹印着“中国领土钓鱼岛”字样、工艺美术画以钓鱼岛为造型、茶碗则印着蓝天绿岛五星红旗。
“哎，这个‘保钓’，是咱保定钓鱼协会的意思吗？”一位路人在上午推开玻璃门，走进店面问。柜台后的店主陈福乐急忙起身纠正：“是保卫钓鱼岛！”
“哦，我知道钓鱼岛！”路人说，他顺手从货架上拿起一瓶“钓鱼岛”矿泉水，“那这个水，是岛上产的水哇？”
作为“干小店干得得心应手”的超市老板，他想把这些商品集中起来售卖。
开业那天早上，陈福乐很激动。
30多名上海、福建、河南等地的“民间保钓”人士和一些“保钓”志愿者参加了开业庆典。鞭炮响毕，陈福乐特意“讲了三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身在何处，一定不能忘了保钓事业。”人群爆发出掌声，并在店主特意备下的筵席上把酒盟誓。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陈福乐说，来自《我的祖国》歌词的这句话被特意印成卡片，摆在货架上。
这位37岁的店主同时是保定一家特产小超市的老板，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有人来访，他会犹豫一番，才从柜台后郑重地递上名片。这张浅蓝色的小纸片，背面印着绿白相间的小岛图案，正面是看起来来头不小的职务：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大陆分会会长。
“总部、大陆分会、欧盟分会、美国分会、港澳台分会都发来了祝贺。”坐在50平方米不到的店里，矮矮墩墩的陈福乐裹着式样普通的黑棉衣，回忆开业前的“盛况”。
说到激动处，他从椅子上弹起来，走到最里侧的“非卖品”展示柜前，取出一只红色纸筒，小心翼翼地捧着，上面的台湾邮戳还保留着。
纸筒内邮寄的是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题写的店名。这幅已精心装裱过的洒金红纸，就悬挂于店堂内正对大门、靠近柜台的显要处。
“这个保钓实体店是一个试验区。”陈福乐解释说，在保钓高潮期，相关主题的车贴、帽子、毛巾销路不错，作为“干小店干得得心应手”的超市老板，他想把这些商品集中起来售卖。注册商标名为“世保”——脱胎于世界华人保钓联盟，logo也是小岛的图案。方式是跟厂家定制然后“贴牌”。
最初的投入预算是30万元，他拉来“志同道合”的发小杨艳峰，每人投入10万元，又贷了点款。选址，注册、联系生产厂家，两个人筹备了七八个月。去广东定啤酒，到山东选陶瓷，定下了百十来种商品，还筹备了淘宝网店。
因为定制的产品数量小，有时他们会被厂家拒绝。但他们表示，也有几个老板，一听说是“爱国保钓主题”，立马就拍板“没问题”。
“不挣钱我也不会放弃，人活着得有一个信仰来支撑，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没有可比性。”杨艳峰说。
一天下来，店里并没有多少人光顾。即使有人进门，也是打听打听就离开了。一位市民带着上五年级的儿子走进来，“完成老师布置的‘身边的新闻’作业”；还有一位大姐，推开门，眼睛扫了一圈，脚还没踏入，就退了出去，连连说“你们这儿是卖高档货的”。
“不是高档的，您进来看看吧！”杨艳峰挽留道。
事实上，这家小店的装修非常简单，商品也不算昂贵。
最终，一位行色匆匆的男士走进店面，买了一瓶三元钱的矿泉水。“买东西就是支持了！”他不愿多谈，迅速离开。
“生意还是有的。”陈福乐说，但他拒绝透露开业几天来的营业额。
开店就是为了探探路，如果生意能做成功，大家都能复制。
在店里的大多数时间，陈福乐都坐在柜台后的电脑前上网，浏览的大多是与“爱国保钓”相关的网页。
小店没有暖气，在北方冬日的严寒中，频频咳嗽的陈福乐拧开一瓶“冰镇”的“钓鱼岛正能量”饮料，表情严肃地反复念叨着：“这虽然是个人开设的店，但不能让它属于个人，相当一部分利润将要捐出去。”
2002年，这位如今的“会长”还是个刚学会用QQ聊天的毛头小伙，喜欢和各地网友讨论“爱国话题”。
据他分析，这是因为家里“红色氛围”很浓厚，“老爷子”一直教育孩子，“忘爹忘娘不能忘了共产党”。
就在那年，这位从保定农村到城里开超市卖特产的小老板，在“爱国者同盟网”的论坛里注册了。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钓鱼岛，并知道相关情况后，觉得身体里“血在燃烧”。
同样在这一年，因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在神社石雕上喷涂“该死”的中国旅日青年冯锦华曾回国。
“中国老百姓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抗议日本！”陈福乐激动不已，“我们这些人终于有了扛大旗的！”
他特意从保定赶到北京机场迎接。同去的还有论坛里的不少网友，以年轻男孩为主，也有几个女孩。
此后，陈福乐参与过多次“民间保钓人士登岛宣示主权”的活动，称为“出海”。他负责的大多是后勤工作，因为“出海”的人水性要特别好，还要有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甚至要预备着“沉船”或“牺牲”，出发前还得写遗书。
2005年，陈福乐在江苏南通“有幸”写过一次——“红欣：此次出海保钓，宣示主权，万一不测，不要怪任何人。替我尽孝，孩子靠你，重担压在你身上了。”他对妻子写道，“等到我忌日那天，给我送纸钱。”
“这绝不是形式上的东西，每个人写的时候都很压抑。”陈福乐回忆，但最终“出海”没能成行，成为他最遗憾的事情。
他反复计算过，从河北保定到钓鱼岛，最近最快的路是先到浙江，再想办法登岛。“在地理上很远，但在心理上很近。”他说，“钓鱼岛永远装在我心里，有生之年一定要登上去，百年之后还上不去，就把我的骨灰带上去。”
“非卖品”货架上，摆放着讲述钓鱼岛历史的研究著作，“大陆保钓人士”第一次出海所用发带、带回的礁石，还有“登岛”喊话的高音喇叭、“宣示主权”用的弹弓和曾带上岛的国旗。
“即使不买东西，也要多到这里面来看看，学习历史，传播正能量！”陈福乐一把抓起那根红色发带，用力系在头上，眼里忽然闪烁着泪光，脸颊也因激动而泛红。“如今戴上这个，还能回忆起大家当时的心情！”
他回忆，在“民间保钓”群体中，经济状况好的人并不多。有农民在家卖了粮食筹款来参加活动；还有两个高中生，用全校师生的捐款负担路费，聚会时从不和大家“AA制吃饭”，只吃背来的方便面。
“连自己都养不活自己，还谈什么保钓？要不是看那么多志愿者生活不如意，我是不会开这家店的。”陈福乐表示，开店就是为了探探路，如果生意能做成功，大家都能复制。
不仅开店预算超支，而且自家房贷还没还完，“做一件任何人都没有回报”的事，怎么还会被骂，他难以理解。
52岁的程跃洲就是一位“志愿者”。每天早上，他都到陈福乐的店里来帮忙。看到顾客就连忙迎上去，介绍“钓鱼岛”的历史。
在今年被单位“买断工龄”下岗前，程跃洲是化纤厂工人，平时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做些“抗战历史讲解”的志愿工作。
2011年，他在网上看到“方正砸碑事件”中，有一位是保定人，便在网上发帖，“寻找英雄”。
这人正是陈福乐。当 “带着崇敬的心情和英雄联系上时”，程跃洲发现“这位英雄太朴实了”。
这位自称“失业者”的中年人认为，抗战文化是保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熟悉的“敌后武工队”、“地道战”、“王二小”都处在保定，“狼牙山五壮士”更是保定人的骄傲。
说起2013年9月25日，程跃洲的眼神望向远方，挥动手臂，陷入记忆里的场景。
那天，陈福乐带他参与“9·25五壮士跳崖日”纪念活动。一群人分头爬上两座山峰，“遥相呼应”。仪式最后一项是他们向崖底撒花。
“花一下去，大雨忽然来了！”程跃洲动情地描述着，“我们的‘新五壮士’在后山没有路的情况下，冒死下了山！”
“重走一遍才知五壮士‘舍生取义’的精神。”陈福乐补充道。
“还记得我们那天提出的口号吗？”程跃洲自问自答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十年前，当陈福乐自费参与各种“保钓”活动时，他的家人大多并不支持。父母担心他的安全，兄姐则认为“国家的事，你一个小老百姓管什么，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但陈福乐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做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为此，他可以花光积蓄，甚至可以“将生命置之度外”。
妻子也一直很支持他，去东北砸方正石碑前，她甚至表示，“你不去我就自己去”。
陈福乐从不做家务，也很少陪伴两个女儿。空闲时，他做的最多的是上网，浏览传播“爱国保钓好链接”，或是帮“联盟”处理事务。
他对时下“手撕鬼子”和“一颗子弹打300公里”的抗战剧非常鄙视，但热爱抗战题材的老电影，“百看不厌”。他货架上摆着“钓鱼岛是我家，清除垃圾靠大家”的工艺品——一对可爱的男孩女孩，手拿扫把，对准一只造型可怖的骷髅，骷髅前额是“鬼子”二字。
“不会有一丝外货进入我的店。”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反对极端的反日游行和砸日本车、日牌商品的行为，但自己的家里绝不可能有日货，女儿也不看日本漫画。
当被问及有没有吃过日本料理时，他先是愣住了，然后充满内疚地表示，只有一次，是参加朋友婚礼，只吃了一点，就赶紧出来了。
“我从不进洋快餐店！”他说，下一步店里准备销售的方便面，也只和目前市面上唯一不涉及任何外资的品牌合作。
有人看到“保钓实体店”的新闻后，在网上骂他。他觉得很委屈，不仅开店预算超支，而且自家房贷还没还完，“做一件任何人都没有回报”的事，怎么还会被骂，他难以理解。
程跃洲倒是比他乐观，如果“事业发达起来，和信仰双丰收”，他就能结束“志愿者”身份，被小店聘用，解决生计问题。
这阵子，店老板陈福乐正等待着的，是更多的商品到货。其中他最期待能热销的，是一套一美元纪念纸钞，在原本属于乔治·华盛顿头像的地方，换上了插着五星红旗的钓鱼岛图案。
本报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