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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提前兑现的政府承诺。原本计划到2017年完成的简政放权目标，2014年就已经提前完成。而每两个月就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频率，让简政放权在这一年始终保持奔跑的状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一落幕，新一批加快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随之发布，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年内第三批简政放权举措，用两年时间兑现原本5年完成的承诺。
这一承诺在本届政府执政伊始就已郑重提出。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履新时表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这意味着，最迟在2017年年初，需要总计减少567项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如今时隔不到两年，这届政府共完成了600项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下放，已提前超额完成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任务。
2013年4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
此前，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目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仍由国务院直属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我做饮料食品行业近３０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今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
第一批改革开始后，“跑部钱进”现象将有望消失。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2013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这样表态。
到2013年9月25日，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
如今，想要注册公司，到行政服务大厅不到10分钟，就能拿到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而过去，企业往往需要往返办事大厅几趟才能申办；现在，学生想创业，执照上的经营场所可以写成学生的宿舍，这在以前是不被允许的。
2014年，简政放权干脆成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第一炮。
三项措施得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确认。一是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推进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促进规范管理，接受社会监督，切实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除公开的事项外，各部门不得擅自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方向迈进，逐步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二是清理并逐步取消各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对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原则上予以取消，确需保留的要通过法定程序调整为行政许可，其余一律废止。堵住“偏门”，消除审批管理中的“灰色地带”。今后也不得在法律法规之外设立面向社会公众的审批事项。同时，要改变管理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做到“放”、“管”结合。
三是在去年分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生产经营领域，再取消和下放包括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许可、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利用网络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网校审批、保险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和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等70项审批事项，使简政放权成为持续的改革行动。
在2014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简政放权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截至12月24日，在当年召开的39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有22次会议提到“简政放权”，这一年，国务院已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超过300项。
即便如此，简政放权的步伐依然没有放缓的迹象。
12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今年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一是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的审批事项，为创业兴业开路、为企业发展松绑、为扩大就业助力。二是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核发等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以壮大市场主体力量。三是取消景观设计师等68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促进职业资格规范管理，推动市场化职业水平评价。取消10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放权要真正放给市场，发展是第一要务。”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李克强说。层层推进的改革，让民众看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
这些措施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眼中意义非凡，“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本来就应该由市场调节人的经营行为，新政推出之后，才真正恢复了市场经济应该展现出的状态，还市场经济以真实的运作面貌”。原先有观点认为有关部门不愿改革和放开，可能是由于存在寻租空间，同时也担心行政审批会出现混乱，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但刘庆龙认为，这一年简政放权的实践是对此观点的有力驳斥。
刘庆龙对行业协会寄予厚望。“之前主要是行政上的监管，理想的状态是非政府性的行业协会和政府监管同时运作。”他提出，应该让公司自己合作成立协会组织，监管市场的运作，破坏商业规则和市场规则的企业必须出局。政府此时应该起到扶植行业协会的作用。
本报北京12月28日电
本报记者 杨杰
